寄生虫

这个电影真的太东亚了。开头部分展现最典型的韩国家庭：哪怕蜗居地下室，哪怕一家人没网蹭没工开，父亲依然在主位正坐，母亲在侧位伺候。儿女第一次捞金请父亲吃饭，父亲依然作出主动照顾子女的举动，显然“父亲”的身份是超越他作为男人的平庸烂俗和不堪的。相反上流社会的男主人明显更西化，也许是有钱可以支付一切服务，他始终不像是一个在负责家庭的人。啊，儒家正道在你棒。

故事的最主线，当然是东亚社会更熟悉的熟人文化，亲戚裙带，党鹏政治，韩国人的确更多地保留了这种习惯。整个家庭的寄生和借壳，完全是一出夺权篡位的宫斗戏码，甚至包括短暂“夺权”后的德不匹位的不安，啊，目瞪口呆，僭主政治东亚。

父亲刺死男主人，那种动机，被一个简单的事实（富人嫌恶穷人气味）撬动，非东亚文化背景的人估计很难get到，甚至会觉得有些drama，但实则通顺，这种激愤已大于家人被害。

其实我个人觉得全片最高潮的地方是老管家带寄生一家人发现地牢。那种幽暗和压抑完全是整个朝鲜民族的集体焦虑。美国也好，日本军政府也好，都是上流家庭；韩国主体民众，就是寄生一家；靠着给上流家庭洗地擦鞋，配合争斗提携，逐渐逐渐把国家机器都换成了自家人；暗中的惨烈斗争是上流主人永远看不到的，被逼进地下室的，终身见不到阳光和风的，不同样是同族同流的朝鲜人？上流主人不管怎么人傻钱多和蔼可亲，终究不共戴天，但杀掉主人不代表自己就能做主人，只有当自己真正做主人的时候，父亲才能静静的从地下室里走上来，与家人拥抱，半岛终将统一。但这依然是一个在地下室睡着的穷小子的梦，何日实现呢？啊，朝鲜半岛简史，again。

还有什么说的？电影表达？优秀。大体上真正厉害的电影你就看不出是文艺片还是商业片，看不出喜剧正剧还是悲剧了。不过韩国电影还是有点太齁了，总想把东西表达到120%，而我个人觉得完美电影的表达标准是：93%。

这样。

《寄生虫》是一部让我失望的电影。

我不喜欢“穷人的味道”这个符号，太刻意也太没有起作用。石头、披萨、虫子、杀虫剂、尿尿的男人，以及半地下室、地下室、豪宅这一系列符号，我觉得都没有使用好。不是太生硬，就是太强调，要不就是虎头蛇尾。

我不喜欢《寄生虫》所描摹的上层社会。上层社会不是这样的傻白甜。那么轻易地相信人，让高二的女儿跟年轻的男性补习老师独处一室；轻易地相信一个又一个的推荐；轻易地相信对老保姆的构陷。仿佛毫无社会经验，同时毫无生活能力。连找保姆这样的大事都需要等司机推荐。

上层社会的人拥有一个稳定的社交圈，他们不会轻易去信任工作人员。他们找保姆找家教，买衣服买酒，都会去寻求朋友的意见。他们会有固定消费的牌子，会有固定信任的服务机构。

New Money或许没这么执拗，但是他们自己创下基业，生存能力之强，完全不会如此任人摆布。

我也不喜欢《寄生虫》所描摹的底层社会。底层社会没有这么强大的能力。可以帮人补习英语，可以轻松把调皮的小男孩搞定。可以开车开得很专业，可以做家政让女主人无可挑剔。底层之所以是底层，他们最缺的并不是钱，而是视野与精力。底层穷困的生活让人没有精力学习，没有精力思考，也很难去筹划未来。

所谓穷人的味道，不是一种气味，而是一种放弃的绝望，一种无能为力的窒息。可惜，《寄生虫》完全没有表达出来。

整部电影在我看来，是从老保姆雨夜按门铃开始垮掉的。

全家在主人的家中狂欢，这么危险的举动，怎么可以允许老保姆进来呢？编剧如果稍稍用心，这个问题其实很好解决。比如老保姆跟踪了他们一家，掌握了他们其实是一家人的证据，以此要挟进入别墅。然而电影让老保姆哀求了几句，就让这家人把自己置于危险之下。这不是善良，这是疯狂。

后来的一切，都显得相当不合理。一家三口偷听忽然摔下，满地的狼藉主人发现不了，地下室入口成了视野盲区……

种种的不合理缘于不诚恳。电影不能诚恳地面对这个世界，面对生活。电影给我的感觉是，找到了一个奇思，然后发展成为一部电影。那些符号用不着多加思考和设计，直给就好。

《寄生虫》甚至舍不得批判任何人。电影里的社长虽然自私，虽然嫌弃穷人的味道，然而他和妻子已经充分给予底层信任，给了丰厚的报酬，开除有错的员工都要找理由。他和妻子最多是冷漠的有钱人而已。

上层社会对底层的压榨是这样的吗？完全不是。

《燃烧》里面，上层社会用信用卡，用消费主义，甚至用学识和见闻，来压榨底层，让底层轻易成为玩腻后丢弃的玩具。做这一切的时候，上层的人们甚至没有意识，没有罪恶感。

P2P爆雷的时候，你见过谁出来向受害者负责？烂尾楼的时候，你见过哪个开发商出来说明情况？环境污染了之后，你见过哪个厂商向村民道歉？

因为他们不觉得自己做错了什么。你掏光家产赌一个未来，他的回答是，投资有风险，愿赌服输。你倾尽全力去找一个工作，他告诉你，你应该做不惜一切代价的那个代价。

这才是阶层的鸿沟。

《寄生虫》对上流社会的描述，仿佛挑夫说皇帝一定用的是金扁担。

《寄生虫》也舍不得批判底层。

底层的生活情况是这样吗？不要说去生活，去接触，只要看看那些纪录片，就知道不是这样的。徐童的《游民》三部曲，范立欣的《归途列车》，NHK的《三和人才市场》。生存资源实在太过匮乏，人脉实在太过狭窄。底层的生活充满了狡黠、欺骗、温暖和伤害。

他们实在不可能掌握那么多的技能，他们也实在不知道如何和上层社会打交道。《孝子洞理发师》里，一家人去参加总统的家宴，不知所措才是唯一可能的表达方式。哪里能像《寄生虫》那样游刃有余。

《寄生虫》对底层生活的描述，仿佛又在说何不食肉糜。

我幻想，如果《寄生虫》用魔幻现实主义的手法，这一家人真的是不停地寄生，他们吞噬一个又一个宿主，然后成为主人，消耗掉所有的资源以后又再寻找下一个猎物，那就好玩了。

因为我看到电影开头，一家人被杀虫剂熏得受不了，真的好期待他们体内的寄生虫爬出来。

本文修改版可见于「陀螺电影」： 为什么《寄生虫》里的富人们那么蠢？

「现实」：顽抗荒诞的薄膜

在对于《寄生虫》的不同评价中，剧情是否足够可信已然成为争论的焦点。对于不少观众而言，奉俊昊在这个精巧的寓言故事中所装载的情节信息充斥着大量不符合现实社会逻辑的细节，使得嬉笑怒骂的人物最终皆滑向失真，而「富人为什么这么蠢」成为被反复提及最多次的疑问。而在另一部分观众来看，影片的叙事推进近乎行云流水，气势轩昂，那些出现龃龉的细节并不构成对奉俊昊所创造的「现实」世界及其表达诉求的破坏。

两种观点看似截然相反，实际上却基于对影片本身共同的认知——一种对影片内蕴的强大张力或是「割裂」状态的承认。但两者间却依然存在着一层膜，这层膜决定了他们在进入这个虚实难辨的异世界之后，是捕获到错位带来的崭新体验，还是挣扎于现实和虚构的区分而无所适从。

奉俊昊或许一直是个幽默的导演。只是他的「幽默」很多时候可见于人物的细节，可见于叙事的语气，可见于某些细小的情节铺垫，却终究未能成为一种结构性的力量，以至于无法形成具备渗透性的荒诞感。

假如说《玉子》是以荒诞为名的粗糙组合，一抹过于浅淡无力只得擦身而过的反抗幻梦；那么《寄生虫》则是以荒诞为驱力的一场庞大蜃景。若以片中人物的状态作喻，它产生了一种荒诞的庞大「眩晕」——时刻处于一种试图抽离或潜逃的半清醒状态，但却从未成功。

能否感染这种「眩晕」，大概就是能否戳破「现实」薄膜的关键所在。

「失常」：荒诞的召唤信号

如前所述，「眩晕」可以被看做一种对全片心理模型的提炼。而假如不将「眩晕」认作状态而当做一瞬时性的动作，那么它可以作为一种「荒诞」的召唤信号。全片的召唤信号，则不只「眩晕」一种。

我们不妨从贵妇——这一全片最「愚蠢」的角色入手。

在基宇正式进入豪宅工作之前，影片处于一种相对平稳且略带诙谐的底层叙事基调中。而在引入贵妇角色的过程中，则有一处轻微的「波动」。

镜头将目光设定在厨房玻璃窗的犄角，玻璃与青绿的草坪、斑驳的阳光以及下陷的阶梯之间产生着不易被察觉的错位映照。观众与基宇几乎同一视角俯视窗外花园中的管家与女主人。管家端立左侧，女主人则赤着脚伸长手臂趴在桌上，两人被一条细细的玻璃转角线隔开——此时数次呼唤女主人的管家突然向前一步，越过界线，「啪」一声拍掌，立马缩回；女主人也突然从午后的昏睡中惊醒，恢复到端坐的优雅状态。

整个过程不过几秒钟，但却释放出一种极其锐利而机械的信号。拍掌仿佛不是一个动作，而是一个标志着某种怪诞气质的拟声词，成为了这个交际场域中互动法则的直接陈述。

接下来另一处女主人的「失态」则在杰西卡老师与之交流小儿子的绘画时。杰西卡驱走一旁的管家，二人中间的画面空间被疏散，留下背景中通向地下室的漆黑门洞。杰西卡直接询问小儿子的过去——此时，女主人突然尖叫，紧接着一个镜头以捂住脸的女主人为中心从杰西卡左肩摇到右侧——一条仿佛监视器般警觉的弧线，但构成的却是一个朝向被观看之物的空间。女主人渐渐从刹那的歇斯底里状态恢复过来，泪眼涟涟地许诺杰西卡一起探索小儿子心中的「黑匣子」。

声音与镜头再一次配合成为一种不规则的信号。刺破了一个平静的交流语境，但却建构出一个新的斜面——这个斜面同样成为滑向「反常」的位点。

另一处尖叫出现于男主人发现司机「车震」后与女主人商议时。影片主要通过两个机位对二人进行描摹：一个面对女主人，从男主人一侧投过去；另一个则是将二者几乎置于同一平面的机位，与前者的方向呈直角，二人中间浮现的依然是那个仿佛无底的门洞。当男主人开始最终的猜测时，摄影机开始在二人的言语与神态之间产生游动。男主人质疑「那位女人的状态」，镜头的目光逐渐引向女主人近乎茫然的眼神，最终再次将女主角的状态挑逗为一次「失常」。

此处的言语与人物、臆想与现实的关系再次产生了微妙的畸变——男主人明明在臆测一个实际上完全不存在的「非正常」女人，但他的语气与姿态却仿佛模糊了这个所指，让能指从一个虚构的空间中，坠落到了眼前的妻子身上；妻子的惊诧状态似乎是被「吸引」出来的，而非自然而然的性格所致。在剧情文本层面上，丈夫在做一种上流所不能容许的「肮脏」推测；而在电影叙事层面上，丈夫仿佛是电影叙述者玩笑般的代言——它再一次指明了女主人的非正常状态，并搅动了整个「现实」的语境，撕开一个小小的入口。

同一人物中，我们也能看到女主人的「眩晕」。

影片中女主人总共出现了两次眩晕。第一次，女主人在受了一家人合伙哄骗之后目睹老管家肺结核「咳血」。一同步上楼梯后，司机马上走上前去打开垃圾桶（有趣的是，此处女主人毫无意愿凑近观看），拾起血巾。在一种对不洁之物的近乎生理性抗拒下，她突然晕倒——但之后时间马上跳跃到她给新司机发短信私下商量，这一次迅速切换一方面营造出一种人物状态的落差，另一方面也是一种不确定性的捕捉：只是晕血吗？还是一种心理意义上的趋避，或是娇弱的抗拒？眩晕之后，又有何意义呢？

第二次在最后的生日派对上。目睹一片混乱的女主人一开始还能大呼小叫——这时，「大呼小叫」反而成为了鬼怪被释放后的「常态」——而到了男主人遇刺，女主人目光彻底陷入呆滞，最后再次晕厥。这恐怕是女主人状态变化最有层次的一段，但这种渐变在最后这狼藉的「人鬼」碰撞中显得如此出离、如此格格不入。女主人仿佛再次成为了舞台上塌陷的标志物。

在这一系列的失态或是反常中，人物的心理及其形象固然重要，但是另一方面，这种人物状态的变化特征本身同样表征着一种分裂。在影片精心搭建的叙事系统中，各个人物仿佛星系一般缜密运行；而这些突如其来的仿佛乱码一般的细节，正是观众窥探整个影片世界的刺点：他们并不遵循着任何常规的演变流程，而是以一种「战栗」的姿态突入视野，剧烈摆荡之后瞬时回归正常。它不只是对女主人的性格描写，更是一种僵直而机械的突变性状态凝缩。

这种近乎一惊一乍的传递方式，昭示着场域本身的非真实气息；假如「电影」是一个饱含智慧的生命体，这一系列细节就仿佛是它在睡梦中的抽搐，从而隐隐指向另一个蕴藏于「故事」之中的潜意识空间——这或许那个被掩藏于地下的空间，那个栖居着「鬼」的空间；或许是那个藏匿着廉价脏内裤的车底空间；或许是那个垃圾桶中遍布着病毒的空间；……

实际上，这种微妙的人物状态骤变并不仅仅见于女主人一人。

在Kevin老师第一次辅导英语时，他突然伸出手抚摸女儿的脉搏，对她说着关于考试气势的心理技巧。他仿佛从之前那个颓丧的底层青年模样中彻底挣脱出来，反客为主一般成为上流社会成功学的教授者——除了反复考试的能力之外，这一切泰然自若的姿态都毫无背景解释。奉俊昊直接摆放出习得技能的结果，看似欠缺说服力，但却反而造就了这种人物状态切换时的封闭真空。

女管家在雨夜中赶来，一开始在摄像头下只是显露出一种轻度的惊悚气息，进入房间她还极有礼貌连连道谢。但在走到门洞前时，忠淑问她来意，她却突然减缓了运动速度，幽幽地转过身问忠淑「要一起下去看看吗？」——镜头此时将她纷乱而潮湿的黑发和背景中幽暗的门洞混杂于一体，突然间，她仿佛不再来自地上，而成为了一颗黑暗中浮出的头颅。

一家人坐在寄生之处的客厅中饮酒谈笑。当忠淑提到「蟑螂」时，基泽突然面色阴沉转而大怒——之后又与忠淑两人相视大笑。

如此种种，皆可看作通过人物状态变化所传递出的荒诞信号。

然而，底层与上层人物虽然同样能够作为异世界的信号传递者。但作为影片描绘的主要群体，底层依然有着其独特的「荒诞」阐释模式。

「扮演」：荒诞的运行法则

影片最初有一个颇为日常却精妙的段落：叠披萨盒。

好不容易找到WiFi的基宇联系上了披萨店，之后找到了一个外国人高速叠披萨盒的小视频学习。一家人在漫卷的消毒剂中工作，其他三人咳嗽不止，而父亲基泽却若无其事地高速运转。之后镜头马上切到披萨店员工抱怨披萨盒质量的场景，一家人加速赚钱的希望迅速破灭。

结果上看，这是急于求成的无奈失败；但从心理动因上看，这完全是「模仿」的失败——一次对社交媒体上的「劳动模范」的效仿失败，更深层即是对高速运转的经济体制的适应失败。「模仿」在物质生产层面上，必须带来优异的成效才能获得社会体制的认可——但在文化身份上却不太一样。

叠披萨盒的失败几乎可以看作是这一家人之后一切行动的引子：当一种模仿失败后，用另一种模仿替代它。这种模仿便是影片之后的「荒诞」内部的心理模型：「扮演」。影片最核心的设定与其说是「寄生上流」这一基本的阶级碰撞模型，不如说是这种深入底层身心的寄生技术。

影片进而开始了对「扮演」概念的提炼。

基宇伪造学历仅仅是最浅度的扮演，至少他本身确实具备一定的学识基础；而对于基婷而言，进入冷峻的知性女青年角色似乎也并无太大难度。而到了基泽和忠淑，纯粹的扮演难度已经陡然增高。

影片在第40分钟左右设置了一段节奏极强的平行剪辑：一条呈现基泽与基宇的台词排练过程，另一条衔接基泽如何在女主人面前扮演忠仆并「告发」管家。时间的流逝在这一段落被高度浓缩，排演与扮演的相互衔接随着高昂的古典乐如电流般交替冲刺。基宇指导的表演法则被基泽惟妙惟肖地实践于真实的人物交流中。这一家人彻底摆脱了那种学习叠披萨盒时的手足无措，进入了另一种如鱼得水的模仿游戏之中。最终在基婷的致命一击下，产生了生理上真实过敏的女管家同样被打扮为虚构的结核病患者——做成一出无可置疑的「戏剧」被奉送到女主人面前。

此时，「扮演」的法则早已不是简单的身份或智识证明，而是对上流社会心理的操弄：不能过于情感外露，不能逾越礼仪边界，也不能过度冷酷，更不能提及淫秽、污浊等禁忌之物。一切都在温情脉脉且清洁理性的私下交流中悄然完成，就连开除这件事情也与之前司机一样：必须找个体面的借口。

当然，以上的分析背后，还有一个更根本且颇具东亚特色的法则在运作：女主人口中的「信任锁链」。「扮演」成功的重要因素便是这种对人情社会的无条件信任，这种亲缘信任本是上流社会进行源源不断的财富、权力与文化地位再生产的法宝。但是这群寄生虫却也深知这种「亲缘」并非无限度的亲缘，他们必须拿捏住现代社会上流人士的亲密尺度——因此他们必须抹去「家庭」这一层关系，而让信任的锁链充分展现为被能力所衡量的「客观」要素。这一统治性的交际法则既是一切「扮演」成功的前提，也是一家人「扮演」的神髓，更精确钳制着「扮演」的额度。

当一家人寄生成功开怀畅饮于偌大的客厅时，这种「扮演」的可能性被推至巅峰——他们「彻底」占据了上流社会的空间。但这种假梦成真在不同人物心理并未同等奏效，因而如沸腾的水一般出现膨胀甚至破裂。

回到先前谈人物状态时提到过的「争吵」。侵占成功后的忠淑依然有着颇为悲哀的自我认知，在大家皆饮酒乐甚时徒发身如「蟑螂」之感慨。而此时的基泽显然不愿意接受这一煞风景的事实，突然大发雷霆揪住忠淑的领口。镜头此时并未专注于二人，而是在揪住之后马上切换到对基泽与基婷的神态呈现中——换言之，即扫向「观众」——再跳回对忠淑这位「表演者」来。耐人寻味的是，这个镜头并未直接捕捉基泽的神态，只是缓慢地在忠淑的笑声之后呈现出回应，从而顺势完成了对基泽的心理铺垫。

这是基泽第一次「计划之外」的「扮演」，也是第一次无法分辨真假的「扮演」：当意识到自己只是「蟑螂」时，他真的依然能够谈笑风生吗？当「扮演」成为一种规划的常态，更深层次的「扮演」就不再能被精准识别，进而演化为自觉的自我掩饰。而当观众或是演员无法识别「扮演」的虚构性时，演员和观众的界线便被破解——这一舞台行将崩塌。

「荒诞」结构的进一步展布同样有赖于这一心理模型的发展：「扮演」权的争夺浮出水面。

影片的前40分钟未尝不是一种隐性的「扮演」权争夺。只是到了一家人仿佛真的成为主人的一刹那，他们放入前管家打开了显性争夺的闸门。当父子女三人从地下的阶梯上跌落时，这并非任何强行转折的「巧合」，而是明确了争夺的必然性；当前管家拿出手机拍摄下窘态作为证据时，他们从一个偷听的「观众」的身份上倏忽间下坠：既成为了被观看的「演员」，也成为了必须观看重拾「扮演」权的前管家表演的被动观众。

影片逻辑的缜密便彰显于接下来这场戏中。

前管家开始了对北韩播音员的模仿；与此同时，手机摄像头的「目光」紧紧监视着举起手来的一家人；一家人则被迫观看这场表演。先前耀武扬威的排演-扮演关系不复存在，观看-表演关系的瞬间翻转将人物的心理提挈得如此顺理成章而富有内聚力。前管家的模仿秀更进一步施加了这一目光的权力关系。手握「扮演」权（亦即对豪宅空间的主导权）的人不仅能以讽刺区分敌我，更能以扮演本身的虚假属性形成居高临下的凝视。

然而前管家终归犯了与一家人同样的错误，那便是将自己误认为主人，忽略了「扮演」权本身的脆弱，更是忽略了「扮演」本身的「扮演」性质。

最终，前管家丈夫作为一只「鬼」出现在庭院这个最为盛大的舞台中。但满面血痕的他并不是作为「鬼」的扮演者出现，而是作为女主人口中传说的「鬼」本身出现——此时此刻，现实且非理性的恐怖瞬间涌入舞台上「虚构」的世界中。小儿子的英雄救美故事彻底坍塌，「扮演」的逻辑链条被彻底摧毁——作为配角的男主人与基泽之间的主仆「扮演」关系也随之破裂。眼神恍惚的基泽不仅刺向了有气味洁癖的上流，更是在人与人之间的统治关系难以为继的战争爆发之后，由现实刺向虚构。

哪怕是影片最终，深受「扮演」之害的天真人物依然向往着重回舞台。他或许不再期盼着扮演「上流」，但却依然渴望着进行另一种他们还未彻底领略的上流「扮演」。真实与虚假的关系终于被彻底抹除，被一时穿透的「扮演」与「虚构」法则被扮演者内化，并完成进化。它们依然是畅行无阻的统治原则，一种不知是更为虚化还是更为现实的眩晕式荒诞依然在继续。

「黑匣」：荒诞的心理具象

影片中存在一处明显的意象呼应。正如之前第二处「失常」点所展现的，画面中黑色门洞的空间被敞开，而Jessica老师则询问女主人「你愿意和我一起打开黑匣子吗？」而故事之后的发展也纯然证明了这一言语与心理中的「黑匣」与门洞之下的黑色空间的同构性。但在分析这一同构性之前，我们却需要注意到「黑匣」这一概念本身被建构时的语境——它本身便是一个「荒诞」概念的凝缩，因而恰恰可以作为一种荒诞效果的多维度总结。

Jessica本不是艺术治疗专业的高材生，她的学识仅仅来自互联网上临时的学习。但这一浅薄的思维概念却能成为小儿子心理世界的隐喻，并轻轻松松地攫住女主人的心魄。在这一段落来看，「黑匣」作为一个兼具文学性与理论性的隐喻试图去吸纳门洞之下的现实世界，Jessica的「扮演」更是野心勃勃。而随着叙事的推进，黑漆漆的门洞作为已知空间与未知恐怖的杂合体而反复出现，其影像的真确存在反复嘲讽着「黑匣」的概念，直至完全成为黑暗喷薄的出口。

作为一个语词，「黑匣」试图完成概括、包蕴乃至疗愈的任务，但最终却只是被汹涌而来的现实反噬，成为一个漂泊无定的能指。人们以为黑暗就在那语言可以表述的「黑匣」里，或是在那可以被画笔所宣泄的纸张角落里，因而能够面对它、解决它；而真实的黑暗（这里的黑暗是一个中性词）是不受一个轻飘的比喻束缚的，它或是长久地如幽灵般游荡伫立，或是引发山崩地裂带来秩序改写的可能。

这正是影片所内含的「荒诞」最恰切的心理具象：一切对荒诞的描述与探索都是如此徒劳，而只有荒诞本身自如地运行，引发一次次眩晕般的恐怖体验直至终结。

「杂糅」：荒诞的自主调节

我们不妨再次回到奉俊昊的创作轨迹以及开头提出的「现实」之问中来。

对奉俊昊而言，《玉子》更像是一次失败的荒诞「杂糅」，他甚至都无法像以往一般轻盈地融入幽默的语气，转而被臃肿的段落结构和现实诉求拖拽跛行。影片中其实已经出现了不少与《寄生虫》类似的人物状态碰撞（比如蒂尔达·斯文顿与保罗·达诺的角色），只不过连带着各式批判讽刺实在是过于突兀，几乎没有被整合进叙事系统。以至于一些最为简易的荒诞性都无法被顺畅地传递出来。

而到了《寄生虫》，离奇的设定本身成为荒诞的骨架，更丰富的人物状态、心理角力以及虚构与真实在空间内的多重融合均成为了荒诞感内部的鲜活内容。至于情节，它本可以朝着更为不着边际的走向发展；至于人物，他们本可以更加模板化更加单一；至于视听技巧，它本可以更附着于叙事游戏不给人物留下一丝情绪空间；……如此种种都有可能让影片变得更具「快感」，但正是奉俊昊在其荒诞体系内对于「日常」的审慎要求——他必须将极真与极假妥帖地「杂糅」一体，使得影片在造作的设定与不堪一击的故事逻辑中，最终成功吞噬并重构现实。

首先，高度「杂糅」的荒诞连接了建构性概念与真实世界，从而使得人物与观众皆能坠入真实与虚构的断裂中。断裂中的人不再具备分辨的能力，而徒留一种「眩晕」的状态，一种无意义的荒诞本原。这也是基宇最后的结局。

其次，「杂糅」是一种兼容抽象与具象的努力。影片的荒诞感的重要作用，便是对抽象的阶级碰撞戏剧模型与具象的「寄生」现实的强大兼容。它嵌入了无数「舞台」，也嵌入了无数观看的「窗口」，更是嵌入了无数难以分辨「扮演」——而在这一系列静水深流的概念之外，他又没有放弃对人物情绪加以提炼的努力。

第三，「杂糅」内含着一种直白的荒诞拼贴。这恰恰契合影片的气质，将满溢的机械与粗暴用看似最直接的方式对撞。直白的表达方式，反而成为一种被荒诞的美学所操控的语气，从而造成不经意间的模糊，构建出同样的「眩晕」感。

仿佛一长串「刀尖上」的复杂舞步，诸多杂糅的荒诞感在「日常」的场域内肆意碰撞，「日常」本身也依然奏效，但它已然屈从于「杂糅」的一部分这一荒诞美学的系统中，荒诞性的自主调节。这或许是奉俊昊导演能力在《寄生虫》中的一次质的提升。

最后，回到那个被反复提及的问题：

为什么《寄生虫》中的富人可以如此愚蠢？

答案或许是：影片是一场迥异于「现实社会」的荒诞「眩晕」，「眩晕」中的面目未尝就是「现实」，但荒诞本身的力量却能穿透「现实」而降落于「真实」，或另一种更高维度的「现实」。

当人群之中出现差异，并且这样的差异已经导致部分人拥有凌驾其他人的地位、权力、特权时，这就称为社会阶层。社会借此而将各类人们分类成有高下之别的阶层或等级。#wikipedia

1.爬行式运动

影片的表现手法，从摄影运镜、到演员表演走位，非常统一的为主题服务。 顺便查了一下：蟑螂是属于节肢动物门的昆虫纲。

2.石头

石者，天地之骨也，骨贵坚深而不浅露。

影片中，山水石是外露的向上欲望。

人都是有欲望的，生命消耗在哪，欲望跟到哪。

如基宇所说：不是我带着它，是它缠着我。

作为电影的重要道具，在暴雨夜地下室发水时，它浮了起来，从那一刻逐渐失去份量。

3.富人家的狗

宠物们平时在家里四散游荡，可社长回家时都齐齐冲过去讨好，它们明白谁是真正的主人，谁赏饭吃。这场戏也说明了富人家的地位次序：前面是三条狗出场，后面跟着的是保姆。

嗯，有宠物狗的合影，没有保姆的照片。

4.太太抽出的钱

-太太：本来想付和敏赫老师相同的薪水，考虑物价上涨，就调高时薪了。

-基宇：谢谢

资本剥削的小手段，因信息不对等，降低经济成本的同时暗示基宇占了便宜，后者自然不会将这种事与介绍工作的敏赫讲。太太得了便宜还封了口。而基宇呢，于里是心机、于表是体面问题，都是人性。

5.地下室的秘密暗示

影片第一次展示地下室场景时，

就已向观众暗示玄机。

在保姆接梅子汁的场景中，太太从后面走来，保姆手部伸向柜侧的小动作，非常容易被忽略掉，其实是在下意识地保护储藏柜后隐藏的门、保护她的秘密。

手是不会撒谎的，此时演员的表演，是心理动作与形体动作的完美统一。是个人就能做导演，可能做好导演的我觉得都不是人类。

6.阶级之门

在游戏中，所有向上通道都有关卡。

在电影中，一种具象的展示，就是门。

古代讲宅，以形势为身体，以舍屋为衣服，以门户为冠带。

冠带，门面。

富人家有几道门。穷人家根本不关门。

你回想一下地下室： 敏赫来地下室拜访，径直而入，没敲门。

基宇去面试，从家中径直而出，没有门。

所有地下室场景中都没有表现过门，

沾边的装置可能就是不停喷脏水的马桶盖。

有门才有家，大门常打开那是XX欢迎你。

社长家的地下仓库，没有门。

黑暗的时候，干脆就是个洞口。

而在地下仓库，橱柜后面拉开铁板时，背景音乐叫The Hellgate，

地狱之门。

能挡住人的不是墙，是门。

7.下沉的阶级

潮湿、无力、难过。

8.多颂的抽象画

在多个场景中，弟弟多颂都在画同样的内容

-这画的是猩猩吧？

-这是自画像

-我就知道，以大人的眼光无法理解..

这段对话导演给出了暗示，画里滴流圆的大白眼睛，更像那只“蟑螂”。

9.社长的观察力&保姆的谎言

坐到社长这个位置，

阅人无数自然就有了观察力。

他可以通过你的言行举止，发质皮肤，走路打扮做出判断，然后分门别类的给你贴上标签，对症下药。

不过方法论的缺点是，容易产生盲点。

在车内场景部分：

-社长说保姆很能吃，一人顶两份。

台词内容对接发现地下室的秘密之后：

-所以你在厨房偷拿东西来养你老公？

-才不是，他吃的全都是我用薪水买的，真是冤枉

一般来讲语言中否定+二次肯定，是心虚的掩饰行为。再从肢体语言看，保姆是撒谎。

10.太太-虚情假意

保姆在看多颂的画时，

基婷要求与太太单独聊聊。

太太说保姆是一家人，其肢体语言为环抱，

基婷第二次要求时，环抱手势顺势改为推走。

一家人？怎么可能。不说还好。

11.富家女儿

多慧在家里是最不受关注的女孩，

父母对弟弟的纵容，各种细节里让她很难平衡。

她渴望爱，需要别人关心。 可年轻女孩在成长中对爱的感觉是混淆的。

在不平衡的环境中，一个十分需要关怀的女孩，

很容易贴近陪伴她的人，喜欢上对方。 一个人缺失的东西就会用其他手段去弥补，

她想要的是陪伴。 所以多慧与之前补课的敏赫发生过什么？

12.我们和他们

-不是“有钱却很善良”，是“有钱所以善良”。

-如果我有这些钱的话，我也会很善良，超级善良。

-没错，你妈说的对，有钱人本来就很单纯，没烦恼。

-有钱人家的小孩连衣服都没有褶皱。

-钱就是熨斗，把一切都烫平了。

基婷吃了半天的零食发现也是狗粮。

有天分并最像上流的她没有活下来

富人家男性强势一些

穷人家女性强势一些

13.飞弹按钮

地下室一家与保姆是同一阶层，

毕竟都是跟风做黄过古早蛋糕店的人。

当他们接触到更高阶级以后，都在心理上改变了自己的位置，觉得自己不一样了。

人性的恶劣在于，就算处于同一阶级，稍微占有一点优势，便会利用对方的弱点或者渴求，耀武扬威，敲诈勒索。

其实，就像遮挡光线的太阳镜，戴在脸上改变的是自己的视觉与心境，太阳从来没有为谁开过滤镜。

14.印第安羽冠

羽冠也有等级之分

在印第安文化中，黑色羽冠使人联想到权贵和死亡，而南美金刚鹦鹉的紅羽则表达了善意、能力和富饶。如果当地居民都有资格佩戴紅羽，那么黑羽將凸显其尊贵，也就是说，在一个阶层当中，越多的人佩戴的是紅羽，則表明這個阶层社会等级越低。

15.金基泽

作为一家之主

金基泽会用计划安抚行将崩溃的家。

力所能及的保护好子女、老婆。

只要活着，就有快乐。 只要省钱，吸吸杀虫剂又如何。 他明白这个社会是什么样子，早已接受了游戏规则。

作为司机

一般来说大佬的司机有几个特点：

话少会聊，嘴严懂分寸，穿着素气。

不该问的不问，不该看的不看。

金基泽作为司机却总回头说话，不光吓唬社长，也让我紧张。

还会问爱不爱老婆的问题，对社长来说，这是一个下人问了朋友该问的问题。

作为人

暴雨夜在临时休息馆熄灯后，

明明看不见，却还要挡上眼睛。

想要遮住的，是人的尊严与心。

16.蛋糕

太太回忆多颂一年级夜晚见鬼时偷吃的蛋糕，与这次生日趴为同一款。

生日蛋糕是创伤提示物。

一般治疗儿童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需要根据个体进行心理教育，大概分为三个阶段：

1.稳定阶段 2.创伤复述阶段 3.整合与巩固阶段

台词： “这是让多颂克服创伤的蛋糕 所以务必要麻烦杰西卡老师”

使用蛋糕属于第三阶段里的“创伤提示物现场暴露”手段，至于效果会怎么样，我持怀疑意见。

看着倒是很好吃。

17.关键词的关键词

重复是一种强调暗示，不算镜头语言，

全片台词：

「计划」出现18次，「味道」出现12次，「石头」出现5次。

「石头」是青年向上的欲望

「气味」是富人画的圈

「计划」是人给自己的麻醉剂

当人无力控制生存环境时，会执着于某个概念，通过把概念固化来对抗自己的不安全感。借此成功给自己制造了一种幻象：不可预测性已被所驯服。

穷人多讲计划，富人逍遥自在。

青年人常梦想更完美的世界。几时我们失去这个梦想，人类的进步也就会立刻停止。可现实总会有各种各样的问题出现，虚荣、地位、利益，人类是一部不断为了争夺资源而产生冲突的斗争史。一些人从现在开始躺着什么都不干，所得被动收益是另一些人一辈子也赚不到的，这就是阶级。千里马不一定找到伯乐，彩票一定不会中奖。社会阶级决定人的意识，都说好的事情不一定真的好，所谓的三观也不过是一些人的圈。

想起影片开场的第一句台词：

这下完蛋了。

活着吧，没有计划的人不伤心。

那天我在公司和一群从美国赶来一起参加比稿的高层一起改PPT改到了晚上10点。

我是个美工，是整个项目创意组的一颗螺丝钉，160多页的PPT凝聚了两个国家的两个公司的7个团队的心血，在跟着他们连续加班了两个星期以后，他们交给了我一页团队名单的PPT吩咐我美化，而上面没有提到我的名字。

整个presentation终于修改完毕以后，COO提出开车送我回家。她是一个有着一个十多岁女儿的中年女人，我在很久之前也和她一起加班到凌晨过。我的同事提醒我：不要像她一样这样加班，你不觉得她老得很快吗？

她的办公室里有一块大白板，上面写着女儿用英文写的一篇小短文：虽然我的妈妈不能像别人的妈妈一样一直陪伴我，但她永远是我心中的英雄。只是我希望她有时候能够早点回家。

我坐上COO的车，一起同行的还有几个美国来的高层，她送那些美国人去定好的意大利餐馆吃饭。公司车库在地下三层，作为一个坐公交车上班的人，这是我第一次来办公楼地下三层——我过去一直以为这里是自行车库。

她开车驶向出口的坡道。这是一个极其陡峭的螺旋坡道，绕着一根粗壮的立柱旋转向上。她麻利地开上坡道，车子因为坡道上的缓冲设计而不断震动，绕着立柱一圈一圈地转，从底下三层驶向地面的过程中震得我头晕，我不知道是因为自己加班太多了还是因为坡道转得圈太多了，当车子转到最后一圈驶向出口的时候，我甚至有点想吐。

COO对美国人说：米兰很安全。

这是我第一次听到有人说米兰很安全。我坐在后面想了想，还是没有把上次因为我周末加班，家里被入室盗窃的事情说给车里的人听。

把美国人送进餐馆以后，COO把我家的地址输进导航里，我问她：顺路吗？她说：顺路的，我很愿意送你回家。

我们在路上聊起她女儿暑假上中文学校的事情。快到我家的时候，她说：我一般都在米兰内环开，送你回家了才发现都已经开到外环了。

她曾经告诉我她也很喜欢草间弥生，我说我也很喜欢fornasetti——我曾经以为我们除了都喜欢加班，还有一些别的相似的地方，现在才发现我们其实是不一样的人。

这是一个普通的、加班的晚上，我第一次体验了从公司地下三层驶向地面的滋味。

《寄生虫》中的半地下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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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位于合井站7号出口步行4分钟左右地下房，对角线方向是Mecenatpolis，住在那边的你们是怎样的心情呢？”去年韩国某电视台Rapper选秀节目中，00年生李炳宰带着冷漠的表情向世界发问。

所谓“半地下”不是过去式，也不是像北京的月租地下室那样极度边缘化的存在。半地下住房为首尔几十万居民提供了体面又略显尴尬的生存空间。

和去年戛纳李沧东的《燃烧》相似，《寄生虫》一样重视空间的刻画。不过，海美的oneroom看起来要比基泰家的半地下更体面些。

半地下这种特有的住宅形态直指韩国的贫困，准确来说是首都圈（首尔、仁川、京畿道）的贫困。有数据表明，98%的半地下住宅都位于首都圈内（注1）。60年代起随着韩国工业化发展，大批人口移居至首都圈，住房供不应求，于是半地下住房应运而生。因此，半地下这一概念和首都圈是不可分割的。

正如《寄生虫》里呈现出的三个家庭的空间，半地下名副其实处在一种“不上不下”的尴尬位置。它虽然不够理想，但又和普通房产一样在不动产业界正常流通，租客也需要缴纳高额保证金才能入住。以麻浦区弘大附近为例，半地下单独Oneroom的保证金从300-2000万韩币不等（合1.7万～11万人民币），而租金则在35-55万（2000-2900人民币）左右，这大约是地上oneroom月租费用的70%。

因此，半地下只能说是“某种程度”的贫困、而非极端贫困。如果交不起几百万保证金，有更廉价的空间可供选择，比如考试院。

首尔大附近考试院众多，甚至还有考试生密集居住的“考试村”。此处条件普通的考试院，每月租金约为18-37万（1000-2100人民币）。考试院房间一般极度狭小，好处是无需保证金，不少考试院都会提供免费的水、拉面甚至泡菜和米饭。《请回答1988》中宝拉为准备司法考试搬去考试院居住，德善去看望她，打开房门她便直接爆出泪来，问姐姐“你就住在这种地方吗？”。

在2019年的韩国，司法考试已然成为历史。2年前，韩国法务部正式废除司法考试，而调查显示85.4%的韩国民众都反对这一决定。（注2）和宝拉一样，对大多数准备考试的韩国年轻人来说，合格都是通向另一阶层的成功跳板。这些考试可能是名门大学入学考试、司法考试、律师考试、外交官考试、行政考试等等。

在《寄生虫》中也有相关暗示，寄居于朴社长地下室的雯光丈夫在创业失败之前，很可能也经历了司法考试的失败。奉俊昊导演一向关注细节，在地下室场景中有给到一个书柜的镜头，书架子几乎全部是关于司法考试的书籍。这一定程度上也解释了这个人物为何如此精神恍惚。他或许也曾经挑灯夜读，在恶劣的居住环境中期待跃龙门的一跳，但却遭遇了考试和创业的接连失败。

和中国大城市相比，首尔租房的问题并不在于租金昂贵，而在于保证金。若想找到一处还看得过眼的房子，保证金至少要出到500万（3w人民币，1room基准）或1000万（6w人民币，2room基准）。因此，经济并不宽裕的家庭会选择通过贷款获得保证金，为在首尔上学的子女租房。尽管要偿还利息，这依然是划算的选择。因为大多数房东都会乐意调整保证金和房租，保证金出多一些，房租就可以降得更便宜。由于大学学费昂贵，利用课余时间打工甚至休学打工都十分常见。

韩国还有一种极具特色的租房方式，称为全租（전세-傳貰）。当保证金出到极高的水平，一般来说在1亿上下（58万人民币）时，租客甚至不用交月租。可以获得合同时间内的房屋免费使用权，期满时房东全额退还押金。全租房曾是无力购房的新婚夫妇的最佳选择，在90年代末，过半的新婚夫妇都在全租房中开启了新婚生活。而2014年之后，全租结婚的比例减少，结婚市场的两极化现象更加明显：近三分之一的人都选择购房结婚，而月租房结婚的比例也达到16%的历史最高值。（注3）

弘大附近的半地下商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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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尔的租房广告中，中介会尽量避免直接使用“半地下”这一令人不悦的词汇，而是先将房子夸得天花乱坠，最后在文末委婉地提示一句，“您需要稍微下几层台阶”。这句话对于在首尔找过房的人来说，恐怕再熟悉不过了。在自尊心一击即碎的当代韩国社会，人们难以避免地活在他人目光和审视中。这种微妙的语态仿佛正是为了地下居民的某种尊严而存在。让“台阶”成为“半地下”的暗喻。

有趣的是，《寄生虫》中也多次出现台阶意象。如果说《雪国列车》中阶级是按照车厢节节水平排列，《寄生虫》中的贫富阶层则依凭台阶连接起来，是垂直分布的。暴雨之夜，基泰家三口从朴社长家逃出，一路奔回自家洞内，大量下行的台阶场景在此登场。

奉俊昊自白拍摄台阶能带给他某种快感。他继承了前辈导演金绮泳的衣钵，在制作《寄生虫》时，他参考了《下女》（1960），也研究了朱尔斯·达辛的《男人的争斗》及约瑟夫·罗西的《仆人》中的台阶。金绮泳的《下女》为韩国电影系谱内关于阶级不等的空间形态呈现创立了某种传统，林常树翻拍的《下女》（2010）亦是跟随了这种传统，若将《寄生虫》与它们相比较，则能发现阶级/空间的时代性变化。

如果不是通过幕后花絮，观众们很难发现朴社长和基泰家两处空间均系布景，前者位于全罗北道全州市，后者位于京畿道高阳市。那场雨夜的马拉松之路却绘出了一张现实中的首尔地形图。从城北洞坡道下来，穿过地下隧道，在厚岩洞天桥下停留，然后转至昌信洞和北阿岘洞到达目的地。从富有层空间拾级而下，回到半地下洞内的洪水灾难中，下行的垂直高度移动实在引人注目。

《寄生虫》中，家教将生活轨迹无从相交的两阶层联系了起来。而这样的情节来源于奉俊昊的亲身经历。大学时期，他也曾经朋友介绍，为有钱人家的男中学生做数学家教老师。据他回忆，那户人家住在带着庭院的复层别墅中，二层甚至还有桑拿室，这让年轻的大学生奉俊昊倍感惊讶。不过可能是因为经常和孩子玩、不务正业，教了一两个月他便被炒了鱿鱼。

几十年后的今天，这段个人史被奉俊昊移植进了《寄生虫》。朋友介绍的家教、首次访问时自动打开的大门、大理石地板的触觉、宽阔的空间和清冷的孤寂感，以及和女主人的初次面谈等等均在电影中得以还原。

多次出现“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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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位韩国影评人谈起韩国电影现状时，经常提到电影系学生的转变。在作家主义风头正劲的年代，若是问电影系学生“想成为怎样的导演”，他们会回答洪尚秀或者李沧东。但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多数学生的答案一致变成了“奉俊昊”。

1996年对于韩国电影界来说奇迹般的一年，当代韩国大师导演从96年起开始悉数登场，带着掷地有声的处女作悄然抵达。姜帝圭、洪尚秀和金基德在96年率先亮相，其后三年间李沧东、许秦豪、金知云出道。2000年的朴赞郁终于靠《JSA》扬眉吐气，同年2月19日，奉俊昊带着他极为怪异处女作《绑架门前狗》姗姗来迟。

影评人兼导演郑圣一做出了这样一个比喻，如果说90年代末这批导演的作品将韩国电影拉入了世界电影的时区中，那么奉俊昊则将韩国电影带入了好莱坞的时间里。而这意味着国际性的角逐，毕竟向好莱坞看齐的绝非一两个韩国导演而已。奉俊昊自称是类型片导演，但又绝不会受限于类型片框架，而是自带一套法则，在类型的杂糅与更新中越走越远。

可惜的是，近20年过去，我们并没有等来“第二个奉俊昊”。其原因之一是活动在电影界的资本问题。奉俊昊在几年前也曾发牢骚说，像《杀人回忆》这种片子在2003年能拍出来，但放如今恐怕是不可能的。当代的投资者可不希望跟艺术玩火，更何况还有政治局势的影响。因为《杀人回忆》等作品，他在李明博在任时便被列入了黑名单。

媒体将《寄生虫》称为奉俊昊睽违10年的韩语电影回归作。此处若与韩国政治时间坐标做一下对比，会发现一件有趣的事。2008到2017年是以李明博和朴槿惠为代表的保守派政党执政的10年。《母亲》（2009）之后，奉俊昊果断与海外电影人合作拍起了外语片，于是有了《雪国列车》（2013）和《玉子》（2017）。这段期间他没有拍摄新的“韩国”电影，此处韩国加引号，意指反映韩国现状、且台词为韩国语的电影。

2017年5月，以文在寅为代表的左派政党重新入驻青瓦台。而就在次月，奉俊昊向媒体透露他启动了新片《寄生虫》，正在写剧本，并表示构思这部作品已经十年有余。奉俊昊是一个非常“合时宜”的人，整体温和中立。无论这个时间点是否只是巧合，在过去创作受抑制的10年间他选择进军海外，可以说是非常明智的选择了，总比拍摄抗日爱国大片要好。

《寄生虫》在韩国获得了票房和口碑的双赢。在类似豆瓣的电影评分网站Watcha上，11万韩国用户为《寄生虫》打出4.2的均分（满分5），这成为奉俊昊的电影在该网站获得的最高分，甚至超过了《杀人回忆》（4.1）。在Naver电影条目下，16位电影记者和影评人给出9.06的均分，这是奉俊昊电影目前获得的最高分。

在韩国评论界一片叫好的大环境下，也有影评人勇敢地站出来给《寄生虫》泼冷水。影评人朴宇成（音译）提到，“《寄生虫》里摄像机的视线带有一种暴力性的欲望。”地窖中关于雯光丈夫的那些怪异镜头，将他变成了类似于变态或杀人魔一样的存在。他认为《寄生虫》将韩国的下层主体过度原始化并在第一世界人士面前展示，这是种“原始性的热情”，令电影变成了一种“刺激性的展品”。

《寄生虫》作为韩国电影首次夺得金棕榈奖后，媒体们也开始铺天盖地地报道。也有评论界人士对此持批判性态度：国民大众对《寄生虫》的极度热情和好评是否出自于盲目的爱国心理和民族主义情绪？

出演KBS新闻节目的一位影评人曾被主持人问到金棕榈奖的权威性，“当然很有权威了，就像电影界的诺贝尔奖一样。”但他突然向主持人抛出了一个问题，“请问您知道去年金棕榈获奖作的标题吗？”主持人表示不知道。于是影评人略带讽刺地说，“没错，正是这样，这是一个只有当韩国电影获奖的时候才会变得有权威的奖。”

这个有点冷的段子其实嘲讽了主流媒体的关注点，他们不关心戛纳，也不关心电影，只关心“韩国”。去年戛纳《燃烧》无缘大奖，李沧东提起来这事，说自己倒没什么遗憾，只不过舆论把入围电影节这个事情搞得像去参加奥林匹克、非得要为国争光似的，所以想起来感觉没拿奖好像对国家对大众很抱歉一样。

门户网站《寄生虫》条目的热评中，一位韩国网友这样写道：“光是能够不带字幕地看金棕榈奖获奖作就已经很棒了。”该评论获得了11856个赞。

奉俊昊在电影首映前曾经表示，“这是一部非常韩国的电影，外国观众大概没办法100%理解。”我们有理由相信韩国观众等这一刻确实等了很久，“不带字幕地看金棕榈奖获奖作”。

但如果这是大部分观众对《寄生虫》长达132分钟的观影时间做出的最具价值的回应，那我们难免要为奉俊昊感到可惜了。

参考内容：

*1: 민주정책연구원 <경제 이슈 분석> 2015-11호;

*2:경향신문 <법조계 ‘존치·폐지’ 둘로 갈렸는데…존치 찬성이 85.4%?>，原文：http://news.khan.co.kr/kh_news/khan_art_view.html?art_id=201512032222045

*3: 조선일보 <“신혼은 전세” 옛말… 3쌍중 1쌍 집 사서 결혼>，原文：http://news.chosun.com/site/data/html_dir/2019/03/22/2019032200248.html

注：本文中暂时删除了对电影的个人评价。租房生态等信息来自个人经验及调查结果。

（修改版首发于虹膜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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