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乐坛

这篇短文是对上一篇文章的一个简单引申，不是论文，只是一点反思。

刚过去的周末，在家看完了今年很火的台剧《我们与恶的距离》，从精神疾病科普的角度来说，私以为这是华语圈至今最好的一部片子，哪怕是此前颇受好评的《人间世》在《与恶》面前也有点相形见绌。

当然，纪实与非纪实很难放在一起比较，但就思考的深度而言，《人间世》中关于精神疾病的那两集还是稍稍弱了一些，很多社会问题只是一笔带过，很多患者背后的故事（也许受限于篇幅）也只是浅尝辄止，让人惋惜。

当然，此前与剧组导演聊天，也知道《人间世》的重点是在于人的情感，并不像《与恶》那样“是要找出事实的真相“，就像片子里的王赦所做的那样。

作为法扶律师，王赦认为：与其通过死刑来平民愤，不如好好研究下罪犯是如何一步步成为罪犯的，从而我们才能从根源上去预防它、避免它，死刑解决不了根本问题，杀了一个李晓明，还会有第二个、第三个、千千万万个李晓明。

而更佳吊诡的是：片中的无差别杀人犯李晓明是精神病人，这就更增加了案件审理的复杂性。

《与恶》就是从王赦为李晓明辩护开始，在王赦试图揭开李晓明何以成为李晓明的过程中一点点展开，同时加入了加害者的家人、受害者的家人、王赦的家人、媒体工作者、精神病人、精神病人的家人、精神科医生、社工等等不同利益相关方的视角，为我们编织起一个人际关系的大网。在这个大网里，去反思善与恶的边界，更重要的是去实现善恶问题以及医疗问题的“脉络化“，把问题放到它的前后文里去看，去厘清李晓明及片中另两位精神病人的人生脉络，去辨识他们的精神疾病究竟是在怎样的人生际遇、怎样的社会关系、怎样的家庭氛围中一点点形成的。

正如片中做电视新闻的News哥所说的，《与恶》要的是“同理心“，而不是对善恶问题的“去脉络化“的随意审判，因为当你能够从对方的立场出发去感同身受的时候，就会发现故事从来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便会知道善与恶、好与坏、正义与不义等等二元对立都只是对这个世界的过度简化。

所以，我说：《与恶》是一出很好的社会医学普及片，因为它让我们看到的不是一个个孤立的、片面的诊断标签，或是一个个简单的、刻板的症状描述，而是活生生的人、活生生的故事。而在前面那些标签里，在那些描述里，人的属性总是被抽离的，意义与脉络也总是被解构的。

作为医生，我们往往不知道，——也并不关心，——在疾病的发生发展过程中，除了生物学因素之外，有哪些社会的、家庭的、历史的、政治的因素也牵扯其中，因此我们的病理学只是生物病理学，却没有社会病理学的空间。

但是，一名手外伤或者头部外伤的病人可能是在工厂做工，而工厂却没有做好工人的安全保障；一名糖尿病足的病人下肢都快烂掉，血糖始终没有控制好，可能是因为要一人承担家庭所有经济，又要照顾家中瘫痪在床的母亲；一名精神分裂症患者出院没几个月又住了进来，可能是因为家中仍旧缺乏相应的资源去支持精神病人的长期康复。

在Michael Marmot的《健康鸿沟》一书里，他罗列了太多人群健康状态与社会经济梯度呈正相关的证据。从前，在美国，肥胖、糖尿病、高血压是富贵病，是富人得的，因为富人大鱼大肉吃得好，而现在，却反了过来，为什么？因为富人开始天天动感单车、普拉提，天天Omega-3、高纤维，而美国穷人却成了垃圾食品的最大消费族群。

我们也不知道，疾病对于患者及其家庭究竟意味着什么，我们把那些无法解释的躯体症状（太多头痛、胸痛、胃痛患者都找不到明确的器质性因素）都揉作一团好不爽快地丢进精神科的垃圾桶里，却不问问他们究竟为什么会出现这些无法解释的躯体症状的。

当然，当代医学的去脉络化在一定程度上是工业革命后一切都以标准化与规模化为目标的社会的产物。此前，在读潘毅的《中国女工》的时候，我甚至有种感觉，这分明在讲的不是岭南地区流水线上工作的女工，而是大医院里的医生，只是对于医生来讲，他们所处理的不再是流水线上的商品，而是病房或者门诊病人。同样与女工相似，在大医院里，不管是谁，哪怕是主任，如果哪天不幸离世，没过几天也会有人顶上来。

人的消亡在这里是不足轻重的，有一点不可否认，那就是大部分的人都不是无可取代的，今天一过，明天一切又都会回归正常。

其实，各行各业无不如此。BAT等网络公司无非是所谓的“大厂“，IT从业者无非是“码农“。而当码农们在反对996的时候，007的医生甚至连反对的时间都没有。

20世纪初的汽车制造业出现了福特生产流水线，大工厂、大机械化生产开始取代原有的小作坊式生产，垄断组织逐渐形成。而20世纪初的医疗行业则出现了以约翰·霍普金斯医院为代表的大型综合性医院，于是就像刘易斯·托马斯在《最年轻的科学》里所写的那种精打细做的、服务至上的小诊所也就渐渐只是成了他对父辈的回忆。

我好友的爷爷是村里的老中医，我们时常聊起他爷爷的故事。上山采药，在家里自己研磨炮制，一个村子里的人生了病都来找他。而现在呢？甚至连中草药都已规模化种植。

在这样以效率至上的社会里，作为医生，连扒口饭的时间都没有，又谈什么“脉络化“、什么“同理心“、什么“服务至上“这种假大空的东西呢？

当然，职业分工的细化是可以谈到的另一个问题。就像前两天在朋友圈看到的另一篇文章所吐槽的，国内的医生经常要做杂七杂八的事情，所有事情都得医生来做，那么在时间有限的情况下，就只能先挑重要的做，那么相比病人的那些家庭问题、社会问题，自然对于医生来讲，治病是第一位的。

再回到《与恶》，在《与恶》里有一对夫妻档，很是有爱，两个人都在精神科病房工作，丈夫是精神科医生，妻子是精神卫生社工。我觉得，这部片子对于内地观众来说大概是了解医务社工这一职业最好的一部片子了。但大概许多人都对后者的工作很不熟悉，因为在国内比精神科医生更缺的是精神卫生社工。

就像片子里有次这俩人在病房里吵架，妻子说：“你就只知道开药，病人出了院以后的问题你就什么都不管。“丈夫说：“对，我就是负责开药的，不开药没有健保，医院还怎么运营下去。至于说那些什么家庭资源、社区回归，是你们社工的事儿。“

所以，社工很多时候就是在处理患者及其家属的许多家庭问题、社会问题，需要去帮助他们寻找出院以后的落脚点，需要为不同家庭匹配相应的康复资源。所以，如果在我们医院内职业分工够细的话，那么关于医学脉络化的许多问题实际上都可以得到分担。

当然，如果医生不重视这些问题的话，那么医务社工在病房里的存在也会几乎等同于零，但我们至今对于疾病的社会性仍旧缺乏重视。

还是以著名病理学家Virchow那句话作结：“医学是门社会科学，政治从广义上讲无非是医学罢了。“

了解台湾现况的人都知道，什么是台湾价值观，里面的很多比如里面的废死，为了解死刑犯不停奔波的律师，不顾人质安全，媒体现场直播抓捕。在为了收视率做低俗新闻，但又想确保信息真实度的新闻责任感之间纠结的品味新闻，其实都是台湾现状。 该电视剧为了体现真实的氛围，请了著名台湾最敢说的节目主持人李晶玉现场模拟精神病鉴定的政论节目。此剧由几个真实事件改编，质量说实话吊打了很多大陆剧，毕竟大陆剧现在很少有这类实事类的电视剧，还处于一窝蜂拍傻白甜式的肥皂剧的阶段。 但是，虽然电视剧将这些情节展现得非常严肃，然而这并不是事实，真实案件的加害者并没有妹妹，这个故事巧就巧在加了这个角色，显然这个角色是为了烘托废死立场而设定的。 这剧另一重要角色媒体，最臭名昭著的标题党就是从香港传到台湾后发扬光大，对的就是那个就是做彩色鲜艳大版面的🍎报，某种意义上说，台湾新闻氛围是它带坏的。以至于台湾网络媒体作过一篇报道，台湾媒体评论IQ30的讽刺文。网络酸民有句最刻薄的话讽刺台湾媒体：“今天不读书，长大做记者。”（这句话其实应该从大陆天涯台湾板块传过去的）其实不是因为他们真傻，一切都是收视率点击量，这点跟大陆网络媒体，自媒体半斤八两吧。这使他们很多报道内容没有下限，这使台湾媒体处于一种无厘头式的癫狂状态。 在选举制度下的国家跟地区，自由民主自然的被商业媒体垄断，无政府主义的自由思维一般都是从学者论述，到媒体发扬光大，口口声声的喊着反对政府无能不作为，要反体制，其实这些媒体就是体制的一部分。自由主义的媒体仅仅是将媒体的公权力扩大化。作为选举制度中的第四权，唯一问题是它们没有一个正儿八经的监督部门。这就是制度设计的矛盾之处，作为体制中的第四权者，自然是体制内的公权力部门，但没有监督部门，自然滥用权利了，但媒体作为言论自由的捍卫者，如果运用公权力对其约束，这本身就反了体制。 商业媒体收视率是电视台唯一生存的法则，而小小的台湾竟然有上百家媒体拥蜂而上，这么小的市场，为了生存各种没底线的故事都会报道，目的就是吸引眼球。都说媒体监督政府，关键问题是谁来监督媒体，这就是台湾乱像的起源之一。 这部剧展现了台湾媒体的生存困境，也展现了台湾价值观，比如政客节目上最经常出现的恐龙法官，废死联盟，把精神病院盖在热闹的居民区等等。 另外里面的几个主角的价值观都是绿色政治人物倡导的东西，并不是它们不好，而是这些倡导不切实际，不能解决问题。导演对台湾环境的写实至少在电视台职业展现上可以说是纪实的。 同样，里面的主要人物角色其实都是非理性的，不是不可信，这是一种现实状态，一种小确幸的傻劲，这个电视剧把它做成了招牌。 比如，律师自大认为自己可以通过了解死刑犯的过去就能杜绝这类屠杀发生，这是社会工程，任何一个团体或者一种职业都不可能单独做到这些。电视剧中，这个律师上了不只一次政论节目，剧中这个角色有意思的就是在上节目的自信跟现实中自卑心态鲜明对照，体现在剧中见岳父岳母上。显然这个角色的自卑来源能娶到跟他身份地位不匹配的女人。 他做了大量跟工作职务要求不符的事情，显然有冲撞法律体系冲动，这类冲动的律师，又常上政论节目，那就有着显而易见的从政欲望，这符合台湾从政三大行要求——农业，医生，律师。不过大陆这边把企图冲撞法律边界的称之为职业讼棍，这类律师在没到社会转型需求的时候，成长空间不大。 这部剧表达的是现实，也表达了价值观盲区的迷茫，整部剧看着挺憋屈，整个人陷入无穷无尽的压抑状态，最痛苦的是，这些问题无法解决，一集延续到下一集。感觉这是一种集体的无意识压抑。 我个人认为这是一部表达价值观困惑的剧，并通过一起真实案件将这种困惑表达了出来。这是追求的价值观跟社会现实脱节的困扰，在这种困扰中，社会其实在原地打转甚至后退。 最后，还有个真实荒唐的事情，台湾一号女领导把这部剧当政绩宣传并在Facebook推荐，老实说，这部剧其实隐含着对台湾现状的摇摆姿态，而否定只有两个原因，要本土，却并不本土。追求价值观，但没有价值。

刚刚看完了台剧《我们与恶的距离》，果然很棒啊。而且这部剧实在是意义重大，一个直观表现是豆瓣评分，现在有9万多网友打出了9.5的超高分，刷新了台剧的评分记录。

之前台剧最高分是根据白先勇小说改编的《一把青》，评分9.3。而台剧历史上影响力最大的《新白娘子传奇》，评分是9.1。

即便放眼整个中国电视史，把大陆和香港都放进去，这个评分也足以进入金字塔尖的第一梯队了。我查了下，目前超过这个评分的只有三部电视剧：《走向共和》、《大明王朝1566》、87版《红楼梦》。

大陆网友讨论热烈，台湾媒体也把它当做里程碑式作品来讨论。

于是要问，为什么？为什么这样一部剧能够刷新记录，获得如此之高的口碑？

最重要的原因当然是直面现实社会问题，而且是同时包含多个议题：从一起无差别杀人案（也就是我们所说的“随机杀人”），辐射到死刑存废、媒体操守、网络暴力、法治程序正义、精神健康救助……

之前几乎所有的超高分国产剧，都是历史题材，我们只能以史为鉴，从《大明王朝1566》找到现实问题的隐约对应。现实题材当然也有，比如《蜗居》，名义上是聚焦住房问题，但演着演着重点就走偏到了男女关系上面，还是出轨、小三、包养情妇这类俗套狗血戏码。

《我们与恶的距离》涉及到的社会问题如此之多，而且没有走偏，每个问题都得到了精准又有深度的呈现。而我觉得最难得的是，没有将复杂的问题简单化，没有明确地告诉观众结论，而是让大家自己去思考判断。导演也说了，“我们没有偏颇任何人”。

那些复杂的问题包括：

对一个滥杀无辜的罪犯，是否就应该从重从快地处于死刑？杀人犯也有人权吗？假如有，应该到哪儿？到底要不要继续保留死刑？如何理解为杀人犯辩护的律师所做的工作？这份工作也是“正义”的一部分吗？极端暴力事件能够得到有效预防吗？杀人犯的心理需不需要被大众理解？你认不认同“可恨之人必有可怜之处”这句话？杀人犯的家庭，要对他的罪行负责吗？

一个人患有精神疾病，是否一定就要被管制？如何做到既防止精神病人危害社会，又不损害精神病人自身的权利？精神病院能不能开在闹市区？如何帮助精神病人回归社会？在和精神病人相处的时候，是提高警惕另眼相看，还是平等对待？

媒体如何平衡收视率和社会影响？大众爱看什么，媒体就要去报道什么吗？大众知情权和被报道人隐私权之间的边界如何划定？媒体本身到底需不需要被监督管制？被谁管？怎么管？新闻理想和现实之间的距离有多远？

大众在网上发表言论的边界在哪儿？言论自由就意味着可以随意发言而不需负责吗？怎么看待键盘侠以正义之名行暴力之实？为什么网络舆论总是充满戾气？网络民意是真正的民意吗？

以上每一个问题，都在短短十集的剧情里有充分的展现和讨论，可见这部剧的能量密度有多大。

这种现实主义的严肃正剧，我们此前只能在美剧英剧日剧韩剧里看到。很多人对台剧居然有这样的质感而惊讶，因为在大家的印象中，台剧好像只有两种类型：傻白甜爱情剧和苦情乡土剧。

可实际上，《我们与恶的距离》绝非横空出世，之前已经有过很长一段时间的土壤培养期。台剧几年前就兴起一股社会题材热潮，比如《光阴的故事》讲眷村文化，《麻醉风暴》讲医疗问题，《出境事务所》讲殡葬业，《你的孩子不是你的孩子》讲亲子关系。只不过这些剧都没有进入大陆观众的视野而已。

《我们与恶的距离》不过是在前述成功作品上的又一次升级换代，几乎达到了国际级的高水准，这才终于让总是习惯性小看台剧的我们关注到。

我看了一些幕后主创的采访，大家都觉得本剧之所以能达到这样一个高度，首先是因为有一个好剧本。编剧吕莳媛，是台湾现在最有实力的金牌编剧，同妻题材电影《谁先爱上他的》她也是编剧之一。

▲编剧吕莳媛

为了写《我们与恶的距离》剧本，她花了两年时间做各种调查，遍访新闻界、法律界、医务界。

因为剧本太好，其他主创也都很认真对待这个项目，不敢有丝毫怠慢。

比如美术组，就专门搭建了一间电视台办公室，所有设备器材都尽量靠近真实的电视台，不忽略每一个细节。

剧情重头戏主要是发生在品味新闻台，演员们就真的按照片中角色建了一个工作群，可以说非常入戏了。

饰演人权律师的吴慷仁，剧里的工作是专门为死刑犯辩护，反对死刑，而吴慷仁自己却是支持死刑的。

这种矛盾让他有些无所适从，就花了大量精力去和法律界人士沟通交流，去了解废除死刑的理由，还有什么叫程序正义。

这才有了全片最有震撼力量的那场戏：得知当事人绕过法律程序被处以死刑后，律师王赦大醉一场，然后向家人哭诉自己捍卫人权的初衷。据说演这场戏之前吴慷仁真的喝了不少酒。王赦这个角色在剧中大部分时候都是沉着到压抑的状态，这是他少有的释放时刻。这段戏值得拎出来单独细品：

律师王赦还有一场戏我也挺喜欢，就是他在车里告诉妻子自己的身世：原来他从小就是个弃儿，在育幼院长大，后来一度成为小混混，差点酿成杀人大祸，只是因为那天迟到才得以幸免。

短短一场戏，就让之前一直都不近人情的王赦袒露了内心，也让人稍稍理解了他为什么会选择帮杀人犯辩护。

除了主角，配角也都很努力。饰演杀人犯李晓明的演员王可元，戏份并不多，可他也做了很多准备工作，比如按导演要求读存在主义哲学，想让自己的精神进入另一维度。后来因为看得太认真，又被导演叫停，怕他太入戏走火入魔。

除了看书，他还很长时间将自己封闭起来，刻意不和外界联系，就是为了培养反社会的情绪。

另一个戏份更少的杀人犯陈昌，他的扮演者叶子彦也做了很多功课，面对镜头张口就是一串关于精神病患的数据。

整部剧最让人惊喜的表演，还是来自于女主角贾静雯，她演的是品味新闻台高管宋乔安，儿子在电影院被李晓明杀害，从此她就性情大变，用酒精和工作麻醉自己，成为在职场上苛刻对待员工的女魔头，把所有的脆弱和悲情都藏在面具之下。

剧情中有个巧合：杀人犯李晓明的妹妹李大芝恰好是新闻专业毕业生，又恰好来到品味新闻台成为宋乔安下属，宋乔安得知情况后公报私仇，安排员工跟踪拍摄李大芝，导致李大芝家人被曝光，并遭受舆论围攻。

李大芝来到电视台愤怒声讨宋乔安这场戏，是贾静雯的演技高光时刻。先是冷着脸过来应对李大芝叫板：

嘴硬说自己就是无良媒体，然后再次安排下属过来拍李大芝：

李大芝这时说的一段控诉媒体的台词也让人印象深刻：

宋乔安的反应是怒目而向厉声反问：“那我儿子呢，我儿子有活下去的权利吗？”边说边掉下一颗泪。

注意贾静雯演这场戏时的表情：面部紧绷，抿起的嘴角微微抽搐，是情绪激烈时努力克制的神态。这时即便我们也知道公报私仇不对，但对宋乔安还是理解怜惜的。

这只是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一场戏，其他无数场戏也都是这样，爆发激烈矛盾的双方都不是坏人，都可以被理解，但伤害就那样发生了。就像洪都拉斯演的配角News哥说的那样：“我们都是好人，不知道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子。”

现在可以分析一下“我们与恶的距离”这个剧名。看剧之前，我们的第一反应可能会觉得，剧名想说的是我们与那些恶性案件之间的距离，我们什么时候可能会被伤害。但只要进入剧情，很快就会知道，剧名的实际意思是说，我们有多大可能会成为作恶的那个人，我们会不会伤害别人。

剧中大大小小的角色，不光是杀人犯，其他那些看似善良的人物，也都成为过作恶之人。

新闻高管宋乔安，公报私仇，用媒体公器恶意曝光下属隐私，这是恶。

律师王赦，小时候加入帮派差点杀人，这是恶。

王赦的妻子美媚，不理解丈夫的工作，觉得杀人犯和精神病患都不配被保护，遇到精神病人热心帮助第一反应是抗拒，导致刚生的孩子没保住。这是恶。

李大芝有个师兄，当然也是新闻系毕业，他知道李大芝喜欢他，就利用这份感情靠近李大芝，用卑劣手段获取新闻素材。这是恶。

李大芝得知师兄骗她后，精神当场崩溃，扬言要杀了师兄。这也是与恶极度接近的时刻。

还有那无数网友，在网上不问事实真相就一味喊打喊杀，纵容戾气左奔右突，这更是恶。

▲每一集片头都会呈现此类的网友发言

我们都不要那么理所当然地把自己和罪犯划清界限，觉得他们代表“恶”，而我们自己代表“善”。不不不，善与恶常常只有一线之隔，或者根本就是混淆不清的。

还是王赦那段台词说得透彻：很多人不知道，他们能够安安稳稳地长大，能够岁月静好，那只是幸运而已。

这并不是为罪恶张目，为坏人洗白，而是一种温柔的同情和理解。罪犯是该得到惩罚，但如果光有惩罚没有理解，以后还会有更多的罪犯。

当然这部剧也不是没有缺点，比如要讲的问题太多，剧情就必须环环相扣，密度太大，巧合太多，就会导致一些人物功能性过强，形象不够丰富立体，其中少数几个演员的演技也有点勉强。但这些都不重要了，能够有以上所说的那层层立意，那些肉眼可辨的我们可望而不可即的优点，除了给出满分好评，我们还能说什么呢？

台湾与HBO合拍的社会写实题材『我们与恶的距离』，是继『一把青』和『花甲男孩转大人』之后，最想推荐的台剧。

看了前四集，想起几年前震惊台湾社会的台北捷运无差别杀人案件，以及几起幼童遭遇随机杀害之案。记得当时捷运杀人的新闻一出，立刻打开电视在各新闻台之间切换，同时手机也随时关注FB上实时的言论。当时连续看了好几小时，虽然事不关己，内心却弥漫着恐慌夹杂着愤怒的焦躁感！那些不断重复却无济于事的新闻画面与网上成千上万网民愤慨的留言，在那一刻，将台湾所有人牢牢拴在了一起。

本剧由『谁先爱上他的』吕莳媛编剧，题材虽沉重，却依旧维持出色的节奏把控，多重视角的展现也让人在观剧过程中慢慢沉静下来。

故事的时间点是在无差别杀人案发生的两年过后，此时的新闻重点只剩下凶手二审死刑定谳。而新闻之外的受害者家属与加害者家属，生活看似如常，但其内心深处从未随时间变小的巨大伤痛彷佛一颗不定时炸弹，只要一触碰，随时爆炸！

【失去一个家人等同于失去一个家庭】

剧本着重在描绘受害者家属及加害者家属在经历变故之后的真实处境。贾静雯饰演的新闻台主编，在失去儿子之后，变成一个浑身长刺、冷如冰窖之人。职场上不近人情，生活中与丈夫和女儿的关系更是降至冰点。虽然时间依然继续在走，但她的人生在儿子死后也跟着嘎然而止。那些没有出口的怨恨如同利刃，总在不经意之际戳中她的心口，同时戳向她的家人。明明不是她的错，却彷佛全是她的错！

虽然生命自有其定数，但人总是很难接受突如其来的死别，一不留神，往后的日子便全被阴霾覆盖。这道无解的人生课题，有人直到人生最后依旧深陷其中。

而加害者的家属也没有过得比较好。平凡老实的父母即便躲到天涯海角也依旧不知道儿子变成杀人魔的真正原因？剩下的女儿就算改了名字、重新踏入社会也撕不掉贴在心底的"杀人魔妹妹"标签。

想起东野圭吾的小说《信》，成为杀人犯的哥哥入狱服刑后，弟弟在外面却因为哥哥的缘故备受歧视，为了能好好生活下去，不得不与哥哥断绝关系。

虽然犯罪的并不是杀人犯的家人，但在群体社会中，"血缘"代表的还包括教育的责任与爱，而这一切都应该以"了解"为前提。父母对子女若没有足够的了解，也只能看到子女的表面。所以剧里老实的父母才会误以为安静躲在房间里的儿子一直是个乖孩子；手足之间也不是有话聊就等同于了解彼此。

虽然并非所有不被家人了解的人都会变成杀人犯，我也不认为杀人的锅应该全家一起背，然而"人性"却远比我们的理性认知更为复杂。一件人神共愤的案件，挑战的是整个社会的忍耐力与承受力，那根紧绷的理智之弦一但断裂，压垮的绝不仅是关在狱中等待死刑的杀人犯！

其实，无论是受害者家属或是加害者家属，都是案件里的最大受害者。失去一个家人等同于失去一个家庭。

关于加害者家属，也不是杀人犯一句：『不要烦我家人』，就能让他们置身事外。虽然连幸福感最高的北欧国家都有杀人魔，但一个真正有爱的家庭或许仍是社会稳固的基础。

人，也只有对家人怀有真正有爱，才不会自私自利地去做出伤天害理、泯灭人性的事。

【人性的阴暗面就像无底黑洞】

剧中吴慷仁饰演专为重大刑案罪犯打官司的人权律师－王赦。人权律师，也是目前台湾社会备受争议的一群人。「废死联盟」大多由人权律师组成。剧中并未强调王赦想帮这些重大刑犯逃离死刑，他一心希望透过心理专家与罪犯及其家人的沟通，找出他们从正常人变成反社会人格的真相。他认为执行死刑并不能改变已经发生的悲剧，重要的是该如去何预防日后可能发生的悲剧，这才是治本之道。

王赦的出发点或许是对的，但在我看来，这样的想法太过理想主义。不是每个随机杀人案件的背后都有深邃的犯罪心理，家人与朋友的不了解也未必是罪的诱因。

几年前看过一部日本电影『脑男』，电影中的那个少女令我印象深刻！女孩聪明可爱，家境富裕，与父母的感情也极好，成长过程中没有任何阴影，但她却长成一个极其阴暗的女孩。对一切无感，只有"杀人"能让她产生快感！她在有爱的环境下成长，却对人没有任何同理心，杀人的原因纯粹就是好玩！从那时起，我对人性就有了不同的看法。

虽然大多数人可以透过教育与身边人的情感付出对人产生善意，但也不能排除那些无论如何对人都抱有深深恶意的人的存在。人性的阴暗面就像无底黑洞，有时探究不出原因，每桩恶事的背后也未必都有真相。过于理想主义，无私，也会成为伤人的利器。

【思觉失调症不等于反社会人格】

剧中，藉由患有精神病随机杀害两名幼童的凶手突显精神病患长期遭社会歧视的问题。从前俗称的「精神分裂症」，在剧中一律称为「思觉失调症」。台湾每每出现恶劣至极的凶案，凶手为逃过死刑，总会声称自己患有精神疾病，要求作精神鉴定。但事实上，精神异常的凶手只占少数。而社会大众对精神病的愤怒在于这类凶手明明有犯罪事实却因特殊状况无需对其犯行付出应有的代价！愤怒与恐慌自然生出偏见。

之所以一直有类似的案件发生，原因在于大多数人对精神病没有病识感。剧里才华洋溢的年轻导演精神出现问题，可能来自遗传，也可能是女友轻生的打击造成。一开始家人皆毫无病识感，父亲认为他太脆弱受不了挫折，姐姐认为他只是压力大。

没有病识感，未能及时就医服药，就会演变成更大的问题。造成精神分裂的原因很复杂，精神方面的疾病长期被污名化也导致许多病患的家属会以自我安慰的方式忽视其严重性，恶性循环之下，精神病犯罪便成了社会的一大隐患。

如何减少这类案子的发生？这部剧提醒我们：思觉失调症不等于反社会人格，反过来说，反社会人格也不等于思觉失调症。人们重视身体的疾病也不该忽视心里的疾病，这才是真正的防患于未然。

【这是一个轻而易举就能"杀人"的时代】

每一集开头都会出现FB上网友对案件的各式评论，象征了这是一个人人都能畅所欲言的自媒体时代。然而，那些不加思索就发出去的言论依旧是从新闻媒体而来。台湾的新闻媒体拥有高度自由，众多新闻台与网络平台二十四小时放送新闻，观众想看新闻随时能看。

新闻台之间为了抢收视率，求快，遂成为第一要务。于是剧里便出现了未经证实各台却已报得如火如荼的灾难新闻，以及状况不明却直播仍在劫持中的幼儿园这样的头条新闻。新闻下标以博眼球为主，报导的角度也不以客观为要，没有新闻道德的媒体，更深深影响了这些重视实时胜过事实的大多数观众。

一直觉得这时代最大的问题在于：人们可看的信息太多，习惯眼见为实之后，思考便不再重要。

以前的人对于自己不够了解的事会持保留态度，而在这个人人都是自媒体的时代，人一旦惯于刷存在感之后，便很难意识到自己以偏概全的傲慢，以及这样的傲慢可能对别人造成的巨大伤害！

看了四集后，整部剧的走向虽在意料之中，却也在其中得到许多思考：我们也许永远无法全面了解一个人，更不可能得知一个案件的全部真相，但却可以尝试从不同角度去看同一件事，进而产生自己的观点。

基于人权考虑，台湾社会近几年对于「废死」有诸多争议。至今，我依旧不赞成废死。我认为人权存在的前提是"你得是个人"。

是人，就得有人性。对于泯灭人性的极度之恶，唯有死刑对犯罪者才有足够的震慑力！当你残酷地剥夺别人的性命，就该付出相同的代价！这才是所谓的人人平等。

写文章时一直没想好标题，却在写最后一段时想起杨雅喆导演在『血观音』获金马奖最佳剧情片的颁奖台上说的一句话：『没有人是局外人』。

这些看似只与少数人相关的社会重大刑案，其实距离我们并不遥远。因为我们身处同一个社会，都想要一个能让我们安居乐业、免于恐惧的社会，我们也都害怕自己的家人罹患精神疾病，成为彼此与社会的负担。

只有当每个人都意识到我们不是局外人，才会对身边的人付出更多的关心，也才会去思考案件表面之外更深层的问题。如此，才可能会有一个更好的社会。

原文發表於微信公眾號: aiyung32

母亲，成为一条暗线，将几方牵连

世上的罪恶差不多总是由愚昧无知造成的，没有见识的善良愿望会同罪恶带来同样多的损害。人总是好的比坏的多，实际问题并不在这里。但人的无知程度却有高低的差别，这就是所谓美德和邪恶的分野，而最无可救药的邪恶是这样的一种愚昧无知：自认为什么都知道，于是乎就认为有权杀人。杀人凶犯的灵魂是盲目的，如果没有真知灼见，也就没有真正的善良和崇高的仁爱。

去年暑假，一部《你的孩子不是你的孩子》还意犹未尽，即便高开低走，软硬伤皆有，但在华人圈中能有这么一部所谓披着科幻外衣却鞭辟入里探讨华人家庭教育的作品出现，聊胜于无。

今年早早，又横空出世这样一部现在可能还鲜为人知但目测厚积薄发的类型作品，不得不怀揣着几分思绪，提笔。

得益于网易云第一时间的新歌推荐，yoga的《别让我走远》借着其慵懒但不失深刻的声线一下洞穿了耳膜，再细细琢磨歌词，顺藤摸瓜，第一时间注意到了《我们与恶的距离》。看了看简介，看了看演员，看了看预告，直觉告诉我：正点。

其实还有一层原因，源于现实。

受害者是否也会转变为加害者？加害者是否也曾是受害者？我又想到了于欢案。

一个是前不久西南某地的学生食堂问题从发生到戏剧化的逆转，一个是沿海某省份发生了爆炸，据说前去拍摄的某媒体的无人机因“不明原因”受到干扰，还有一个能明说，就是隔壁家由李胜利牵扯出的巨大丑闻。三者的交集其实很简单：真相。

恰好今天又看了讲述韩国高层干涉新闻的纪录片《共犯者们》，一向自诩还残留少年正义感的我颇有感触。

前两集的铺垫恰到好处，一条主线，几方人物逐一登场，而战场则正是最需要真相的新闻行业和律师律师行业。

看过颇多也非常钟情涉及到这两个行业的影视剧作品，不亚于最最直接揭露真相的刑侦类。但相比于后者，前两者则反而才是现实中与我们最贴近的行业。到现在还记得《聚焦》的面对多方压力不动如山的豪迈，还记得《匹诺曹》中的那段话：

真相就像碎片一样散落在四处，从来不肯让我们看到它完整的面目。当我们所找到的东西不是真相的时候，真相会向我们发出琐碎又细微的信号，那就是怀疑。于看似完美的真相，并不相称的细微碎片，怀疑。在打消怀疑的那一刻，真正的真相就会隐身消失，眼前看见的，不一定是事件的全部。

故事的肇始可能颇具日系同类作品风格，但随着剧情的逐步展开，我好像看到了一种更亲近的情愫，或许是因为明显的语言，或许是因为暗藏的伦理，毕竟，蓝绿那边再怎么折腾，同宗同族的文化积淀不是一时半会能改弦更张的。

可惜的是，不像耐飞那种财大气粗动不动就一口气全部放出，周播两集又让我有了小时候那种不甘，但好货不怕晚，细水长流，慢慢品味，来日再叙。

说回来，点点题，经常会看到有人问：这个世界会越来越好/坏吗？想了想最近爆红的流浪大师被一群来自大江南北，张牙舞爪的网红前扑后拥地消费，而上面提到的两件新闻却会因为多方阻碍和我们七秒钟的关注和记忆而销声匿迹，那我不得不挪用鲁迅先生的一句话来表达我的想法： 我向来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揣测人，也不惮以最悲观的态度来看待国人。

那么，我们与恶的距离到底有多远？摇晃在你灵魂两侧的两个小天使到底谁出现的频率更高？

汉娜阿伦特在 《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中曾说： 善可以是根本性的，而恶从来不是。恶只能是极端的，因为它不具备深度，也不具备魔性纬度——而这正是它的恐怖之处，它可以像真菌一样散布在地球表面，把整个世界变成一片荒芜。恶来源于思维的缺失。当思维坠落于恶的深渊，试图检验其根源的前提和原则时，总会一无所获。恶泯灭了思维。这就是恶的平庸性。

简单点说，正如我的短评所说： 所以，我们与恶的距离只差一个平庸的转身，更或者说一念之间，就是“恶”沉默的帮凶。

3.4集观感

世上最让人无法直视的一是太阳,二是人心。万物皆有裂痕,那是光进来的地方。那人心的裂痕是否还能透露阳光？

很高兴，越来越多的人知晓并关注这部剧，也满足了我的初心。

加入的线索也逐渐增多，就不一一展开。

其中有两条，比较留意。一个是宋乔安夫妇因为女儿“涉嫌”早恋问题被叫家长，我想表达的不是关于早恋，而是父母。想必很早的时候大家都听过一句话：没有教不好的学生，只有不会教的老师。后来，随着年龄的增长，阅历的渐丰，我对这句话产生了巨大的怀疑乃至排斥。这句话在固定的时间和地点确实站得住脚，但根本上混淆了一个是非问题，真正影响孩子，真正能教育孩子的是谁？

家长。毋庸置疑。老师只是在特定的时间，如义务教育阶段，核心是授业，至于传道解惑，也是在更具体条件的情况下更高阶的责任。做个不恰当的比喻：授业是法律，是底线。而传道解惑则是道德，是拔高。此处为了减少给杠精不必要的杠素，不再赘言。但我觉得，但凡能独立思考能慎独的人不太会否定我的观点。

我更偏向于把insight翻译成：觉解

第二条，加入了精神科医生和更详细的关于精神鉴定的讨论。不好意思，我又想到了那位电击疗法的杨姓医生。再多的关于精神鉴定的传闻和新闻，有心的人自然知道我想表达的意思。

最后，又是关于最近的热点新闻。刚好可以见缝插针的切入进来，这也无疑表现出本剧的魅力所在，基本上最近几年，那些令我们或唏嘘不已或愤慨悲伤的新闻背后都可以在本剧投射。

我想说的是从前年开始，某些学校某些老师因为某些学生的告密而停课的事件。在此，又是碍于多方面原因，不便展开，但我曾说过：生而为人，请善良。大是大非前，务必善良。此处的善良，含义颇多。我不想看到历史再次发生。

网上曾流传的一段柴静说过的话，来源根据考证仍不详，但没毛病，碍于某种原因，涂鸦一下。

众所周知，在日语里，老师、律师、医生等德高望重或者说是国家良心的人才有资格称为“先生”。

这些职业内的腐败固然可怕，就好比严重的外伤。但更可怕的是这些被称为“先生”的人被一些本无恶意，但在大是大非前善恶不分的人所中伤，一点一滴的蚕食内部的机理，进而人人自危，瓦解整个行业的底线。坏人作恶，我们姑且还能根据经验防微杜渐，当曾经的好人或者说普通人被蛊惑甚至威逼利诱去戕害好人的时候，恶，已然成为癌细胞，逐步扩散。

我们每个人都有罪，犯着不同得罪

5.6集观感

剧情过半，渐入佳境之时却在李晓明突然被紧急执行死刑后显得有些怅然若失。

第五集片头照旧由社会新闻和网络评论引入，这次，是已经说烂的‘网红’。我本人因为对这类人群向来嗤之以鼻，所以不想评论太多，他/她们确实是互联网时代的产物，但本质上还是人窥探欲与暴露欲的变体。

有两种方法可以让文化精神枯萎，一种是奥威尔式的——文化成为一个监狱，另一种是赫胥黎式的——文化成为一场滑稽戏。

有人悲观地认为，我们会亡命于“老大哥”似的威，，权之下。有人则“乐观”地判断，我们会葬身于“甜蜜的毒药”。“三生有幸”，我们很多人夹在这两者之间“左右逢源”“饮鸩止渴”。

再有就是“程序正义”和“结果正义”的博弈。这也是本剧以律师王赦（赦免？）为核心之一的延展。鉴于本人不是法律或政治学等社会学科出身，不敢太过造次。

只想说说自己的浅薄之见，《罗伯特议事原则》中有一段话：

在讨论过程中，不预设关于正确答案的实质性标准，而是以根据议事规则进行辩论和证明的结果来决定取舍。因此，在组织和会议的运营中应该确立这样的信念：程序正义优先于结果正义——这就是罗伯特议事规则给我们的启示。借用孙文先生的表述，即民权初步始于程序。 套入本剧用我自己的理解就是和王赦大同小异的观点：即便杀人犯该千刀万剐，但应该交由法律来定夺。如果所有的判断都是源于没有任何分析推论和判定的想当然，即“杀人偿命”。一来容易被既有观念所干涉，二来，会照成某些冤假错案。这儿我想举个例子，就是《七号房的礼物》，如果柳成龙所饰演的爸爸没有因为先天的自身问题和后期种种感情因素所胁迫，是不是剧情会朝更好的方向进展。诸如此类的的作品很多，如《杀死一只知更鸟》，《绿里奇迹》等等等等。

当然，程序的运作自然要受人为的干扰，正如片中那位母亲所举：很多权贵，完全可以手眼通天，见缝插针的左右程序。这样的新闻或实例，呵呵呵呵，就不用说太多了吧。(国外有辛普森案件还有《制造杀人犯》，国内还有传闻中那位儿子撞死人被搞定现在已经进去的令狐人士。)

那么，程序正义和结果正义是否相悖，是否能共存？不能仅仅交给时间和那些法律从业者，每个人都应该有自己的判断和准则。有些东西虽然是人想出来的，但它是冰冷的。人心虽然是热的，但人心又会受到多方影响而失去客观。

倏忽间，脑回路想到了太多，特别刚刚过去没多久的新西兰和2011年奥斯陆枪击案

第六集给我印象最深的则是婚姻关系。主要是宋乔安夫妻咨询婚姻专家，王赦夫妻车内的一席对话以及林一骏夫妻的嬉笑怒骂。

鉴于我本人只有过恋爱经历，尚未步入不知道是殿堂还是围城的婚姻，细究起来是没有太多发言权的。但好在我的父母，我的亲戚朋友给我提供了太多现实的或好或坏的例证，特别是其中有诸多幸福婚姻的楷模，加上耳闻目睹更多。关于婚姻，我觉得《简爱》中那段话质朴但掷地有声：

最好的婚姻关系是，我们是亲密爱人，是同舟共济的队友，是互利共赢的合作伙伴，更是彼此最有趣好玩的朋友，也是强强联合互相扶持共同进步的婚姻关系，只有这样一段关系才能长久的稳固。（又想到了那张丑脸的王小波和可爱的李银河。）

眼看着最近数据统计，结婚率的大幅下降和离婚率的与日俱增，我大概知道原因，但又不想细究太多 此处引用一下朱光潜老先生曾在《给青年的十二封信》中的话吧：

一般人误解恋爱，动于一时飘忽的性欲冲动而发生婚姻关系，境过则情迁，色衰则爱弛，这虽是冒名恋爱，实则只是纵欲。我为真正恋爱辩护，我却不愿为纵欲辩护；我愿青年应该懂得恋爱神圣，我却不愿青年在血气未定的时候，去盲目地假恋爱之名寻求泄欲。

毕竟，我依然固执地纯真地相信爱情和建立在爱情基础上的婚姻，无论何种欲望促使我开始步入婚姻，我坚定地以爱情为核心。

7.8集观感

此时的弱者，彼时却成了欺凌者

先说个题外话，前几天看到一个段子，讲台湾本土对本剧的一个评论：我们与恶的距离，210公里。（哈哈哈哈哈，没错说的就是你，冲绳。）

伴随着李晓明的紧急处刑，剧情的一条大主线戛然而止，几方稍显归于平静。但关于“恶”的纷扰与困惑还在进行，恶与我们的距离依旧或近或远。

开篇又引入一个同款的案件，陈昌杀童案（推荐一下最近较火的韩剧《囚犯医生》）。而由本案引申并峰回路转出来一条：新闻真相与新闻引导以及那些躲在背后带节奏的键盘侠。

不知道还有多少人记得去年发生在重庆的公交车坠江事件。一波三折，“恶”的头衔从不会开车的女司机到深夜宿醉的公交车司机再到监控还原了乘客才是罪魁祸首。短短的十几天，舆论的风向三易其主，吃瓜群众们也向墙头草一般东摇西晃。

从大脑的生物性来说，人本能地喜欢新闻，不喜欢旧闻，既然真相和谣言都是旧闻，那么更离奇更重口的谣言，显然会胜过平淡无奇的真相。

这样的翻转甚至是翻转再翻转仿佛已经脱身于艺术，回归现实，并在现实中演绎的更加惊愕。（还有多少人关心并清楚那个由小崔爆料跌宕起伏颇具现实主义色彩的案 卷 丢 失 案？）作为媒体从业者，在这个流量为王可以变现或者说优胜劣汰的时代，在普通的真相和诡谲的引导中，如何抉择，是遵循职业操守，还是听从内心本真，抑或只是不触碰最低的法律，就像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一样由低到高，因人而异。一般人没有探寻真相的本能，相反那些建构在真相基底上跌宕起伏的故事更容易贩卖。这样看来，动机的缺失和探寻成本的昂贵导致真相成了稀缺品。于是，键盘侠，这样歪曲且丑陋的产物应运而生。他们或许并没有真金白银的诱惑，但躲在屏幕背后的人的劣根性充分地得到了满足。 比起真相，更多的时候是谎言。谎言会缝合暂时的矛盾，使不安沉睡。真相比谎言更让人难受，所以大部分人都想避开真相。传达真相一直是让人痛苦的事，所以我偶尔也会在真相面前闭上眼睛。

其实没有谁会在意真相，人们只会相信自己希望看到的那个真相。

就像每个人体内都有癌细胞一样，我们的精神中也都有细菌和病毒的游荡。人有病，天知否？

我对众生皆有病最明显的感受是重回豆瓣以后，曾经的精神角落背后原来是那么多受伤和受丧的灵魂。慢慢的，我以这种视角去同视现实，才恍然大悟，再光鲜亮丽的华服配饰，再高深有趣的言谈之下都掩藏着那颗斑斑点点不可直视的心。没有一个时代是无暇光洁的，也没有一个族群是无懈可击的。

安东尼奥尼曾说：神经官能症不是现代世界的后果，而是我们与世界的分隔和不适应这个世界的结果。

人类的存在在历史的演变中周而复始的与“精神病”抗争。我们这代是“丧”，是个体的冷丧，上一代却是热，是群体的狂热。

某种意义上，确如胡适先生所说：明明是男盗女娼的社会，我们偏说是圣贤礼仪之邦；明明是赃官污吏的政治，我们偏要歌功颂德；明明是不可救药的大病，我们偏说一点病都没有！却不知道：若要病好，须先认有病；若要政治好，须先认现今的政治实在不好。

另外，这个剧能留火种的留火种，鉴于接二连三类似bi哥，老梁这样看起来莫须有又“无厘头”的文化事件和本剧中能偶尔可以看出来的XX不正确，即便我看到某官mei也推荐此剧，但谁知道它们会不会后知后觉，神经紧绷突然变脸，这篇影评和本剧会不会像我原来的好多短评那样不是被删就是被蒸发了呢？

反正，我习惯了，但我还是要说。

9.10集观感

最黑暗的时刻出现在黎明之前。——保罗·柯艾略《牧羊少年奇幻之旅》

曲终收拨当心画，完结撒花。

说点题外话，甭管明年郭，韩，蔡抑或其他当选，都要赶在他们之前去一趟朝思暮想的台湾，面朝太平洋，呼吸一下华人圈残存的自由空气。

还有哦，果不其然，豆瓣里的“老大哥”没有网开一面，还是把我的短评删了，目测啊，这篇长评也是时日不多，在为数不多的几个大平台，也就豆瓣还算“洁身自好”没有充斥太多戾气，为了让它和阿北能继续充当我们的精神角落，觉得哪不合适，删就删吧，无所谓了。

夹带点私货，还有很多条目因为不可抗拒的原因，你懂得

李晓明被处决已有，应思聪果然成了最大的变量。原因无外，他是那个所谓“有病的人”。其实前几集看的时候，因为他人设的原因，我想到了《大象席地而坐》的导演胡波。因为自身的抑郁问题也好，还是因为传说中某王姓导演夫妻的缘故也好，一颗冉冉升起的新星陨落，除了唏嘘，结合最近的996问题，我最想想表达的是：给年轻人一点空间，一点时间，给年轻人一点自由，让我们那么残喘一会，都会换来一个不一样的结局。

再有就是大婚当前，应思悦和其男朋友的那场对峙。她男朋友算不算渣男，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无疑给各位女性以及男性·提供了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案例。在面对危机和困窘的时候，是针尖对麦芒的拔刀相见，底牌全露，还是真心地做好了共同面对，相互扶持的准备。患难见真情，真是totally right。

一个小彩蛋，38分钟左右，在王赦的办公室，我看到了《因父之名》的海报，不知道是编剧，导演，场务有意为之，还是无心插柳，总归很贴近本剧的旋律。

最后说说媒体，不知道从何时起，曾经相比之下敢于仗义执言的“南方系”因为诸多原因偃旗息鼓。加上后期你们看到的更多的关于一些新闻媒体被勒令整改的新闻，不得不怀疑和思考历史重演的趋势。

媒体，无疑放大和加深了我们的“私欲”，但我们离真相却好像越来越远

一个国家为其年轻人所提供的教育，可以让我们看到这个国家未来的样子。——古斯塔夫勒庞《乌合之众》

宋乔安职位调整的事儿我就不赘言了，毕竟那个圈子和类似的圈子的种种是非，真不是自己可以左右的。

应思聪因为未按时服药，旧病复发产生幻觉然后闯入宋乔平办公室，险些酝酿出悲剧的片段倒是在最后一集锦上添花。不想再以《美丽新世界》中赫胥黎所说的：“在病态的社会中，精神病才是真正健康的人”来颠倒和逃避实实在在的问题，那么，我们如何面对这些所谓“有病”的人。

我给出的答案可能很宏观（说了跟没说一样）：

不要害怕，不要歧视。

多一些爱心，再多一些耐心。

其实最后一集最让我动容的是三对夫妻的“冰释前嫌”，特别是王赦夫妻的对话。

尤其是王赦的那六个字，简直就是我一年以来的内心os：

“我没变，我在呢”。

然后就是几方受害家庭（当然李晓明的家庭也是受害者）坐在一起的“和解”，演技在线。

碎碎念了这么多，其实在当下，我最想表达和呼吁的是一份执着，一份坚定，一份善念。

犹记得正好年少时，看《那些年》，青春爱情的萌芽和逝去当然令人悸动与感伤，但我到今天记得最清楚的话却是柯景腾说的：“ 我想成为一个厉害的人， 让这个世界因为我而有一点点不一样。 ”有幸的是，我自诩正在现实中一点点做到，包括线上你在看我写的这篇剧评的时候。

当然，因为各方面原因，不是每一个人都有这份信念，这无可厚非，那我希望另外一段耳熟能详的台词可以提醒大家。

愿中国青年都摆脱冷气，只是向上走，不必听自暴自弃者流的话。能做事的做事，能发声的发声。有一分热，发一分光，就令萤火一般。也可以在黑暗里发一点光，不必等候炬火。

最后：

纵使这个世界在腐烂，总还有几道不屈的光线。倘若这个世界腐烂得无以复加，我们就合力让它重生好了。

“if you stay，陪在我身边，凝视我的脸所有狼狈，照亮我阴暗的每一面，不顾一切，包围一切，光线里别让我走远。 ”

愿你身边有光，愿你也是一道光。

看完台剧《我们与恶的距离》，我的第一感觉是：台湾真小。

小到像是只有一个律师，一家医院，一个幼儿园，一家奶茶店。

当然这是笑谈。

只有世界够小，人与人才总有机会遇见，复杂的戏剧性才得以上演。

世界越小，编剧的野心就越大。

《我们与恶的距离》讲述的，是围绕一桩无差别杀人案展开的社会众生相。

剧中的杀人者名叫李晓明，一个普普通通的名字。

在一个普普通通的日子里，他走进一家影院，持枪扫射，酿成了9死21伤的惨剧。

没有人知道他因何行凶。

这也是这部剧留给我们的最大悬念：一个人怎么会如此淡定地拿起枪杀死一群人？

本以为这部剧会告诉我们答案，可是在第5集的结尾，一件意想不到的事发生了：在没有事先通知的情况下，李晓明被执行了枪决。他的杀人动机成了永远的谜。

这太让人遗憾了。

尽管李晓明死前留下了一封信，但我们却很难从他的只言片语里，了解他更隐秘的心理。

为什么说了解凶手的杀人动机如此重要呢？

因为真正的杀人者是“动机”，而凶手的肉身不过是执行者而已。

在动机不明的情况下，仓促地杀死凶手，实际等于让“真凶”永远逃脱了。

不管怎样，李晓明死了，受害者家属乃至整个社会都如愿了。

可事情就此结束了吗？

并没有。

凶手留下的伤痕才刚刚开始蔓延。

这个伤痕最先属于受害者的家人，他们失去了至亲，悲痛欲绝，要花上几年甚至一生去平复。

这个伤痕后来又在媒体的追踪和放大下，成了横在每个人眼前的一道疤。

这道疤的下面，藏着一条深深的缺口。

人最不能忍受“缺口”的存在，于是总要找到某种方式，把缺口填上。

既然杀死凶手收效甚微，于是潮水般的愤怒开始转移，朝着凶手的家人汹涌而去。

谁让他们和凶手流着相似的血液呢？

血脉相连，自然难辞其咎。

于是我们看到，李晓明的父母要终日忍受媒体的骚扰、网民的咒骂和路人的冷眼，最终，不堪其扰的他们躲去了乡下，过上了深居简出的日子。

妹妹李晓文化名为“李大芝”，外出谋生，想给自己换来一个清白的身世和一段崭新的人生。

可是，无论是躲还是藏，都逃不过命运的追杀。

好巧不巧，李大芝工作的品味新闻台主管宋乔安正是受害者家属之一。在得知李大芝的身份后，她派记者秘密跟踪，最终暴露了大芝的身份和家人的藏身之所，使得这一家人好不容易刚刚爬出深渊，又再次跌落其中。

那是整部剧除了凶手杀人以外，最让人感到不寒而栗的桥段。

它让我们看到了一个人与恶的距离，竟然是如此之近。

尽管我们都能理解，宋乔安因为痛失爱子而满腹愤怒，她无法接受凶手一家过上表面安稳的日子，她要亲手毁掉这一切。可是，一旦她出手了，也就在不知不觉中把自己从“受害者”的位置移开，坐上了“加害者”的席位。

这是让她无暇多想也始料未及的。

不止如此，片中的那些旁观者们、网民们，他们打着正义的旗号对凶手的家人恶语相向，放肆辱骂。

我也能理解这背后的心理，排除那些借酒撒风的心理变态者，我相信绝大多数人的出发点还是好的，他们基于一种朴素的同理心，由他人的悲剧联想到自己和家人可能存在的风险，于是感同身受地将愤怒发泄到凶手及其家人的身上。这一潜在的心理轨迹，是无可厚非的。

可是，这是否意味着他们的行为就是对的呢？

显然不是。

这部剧要讲的其实是个特别简单的道理。

我把它看作是一部关于常识的剧集。

对于这部剧，我原本是无话可说的，因为它讲的太正确了，正确到早该成为某种共识。

可是，它在今日的爆红又从另一个侧面证明了，这些常识在当今社会仍然是稀缺之物，以至于我们每个人都愿意用“高分”来认可这份常识。

这个常识是什么呢？

用四个字就可概括：把人当人。

这是一切的基础。

只有把人当人看了，才有所谓“人权”的存在。

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并不把人当人看。我们会把杀人者看作恶魔，把凶手的家人看作恶魔制造者，把精神病人看作随时可能引爆的炸弹……

当这些人被贴上了“非人”的标签后，我们就可以心安理得地对他们采取“非人”的对待，仿佛唯有如此，才能把“正义”的奖状贴在自己身上。

你知道这是什么吗？

这恰恰是杀人者在行凶时的心理过程。

在凶手的眼中，被害者并不是人，而是某种欲望的工具。

凶手通过杀死他们，来达成内心隐秘的欲望。无论那欲望是复仇，占有，发泄怒火，还是满足变态的快感。

从这个意义上讲，当我们把凶手或其家人，由具象的人抽象为一种欲望的代号时，尽管那欲望很可能表面上很正当——比如我们想要消灭危险，获得安全——但其实我们在底层心理上与杀人者并没有什么两样。

我们都是在把人物化的基础上，企图消灭对方。

只不过杀人者用的是刀枪，而我们用的是语言；杀人者是让一个人死，而我们是让一个人失去生存的可能。

这才是我们与恶的距离，表面上相去甚远，实际很近很近。

近到你毫无察觉，就已经站在了恶的一边。

最后我还想就剧中的一个角色，再说几句。

这个人物是律师王赦，赦免的赦，一看便知是个帮凶手辩护的家伙。

说实话，这个人物并不讨喜，因为他太正确了，也太正气了，俨然一个新时代的“伟光正”形象。

在他的身上你也看不到任何弧光，而只能看到一条笔直的高光。这也使得这个人物缺少了些魅力。

或者这么说吧，他是一个典型的理想主义者。他秉持着对于人权、正义、真相的信念，一心要和这个扭曲的社会死磕。为了保护犯罪嫌疑人的利益，他的处境比李晓明的家人也好不到哪里去，他的家人也一再受到威胁。

这样一个人，在当今的社会里自然是不讨喜的。

人们会骂他傻、轴，不会变通，不懂得审时度势。

但我想说的是，我喜欢这个角色。因为他做了我想做而不敢做的事。

我觉得一个正常的社会，就是我们不逼迫任何人做出牺牲，但当一个人自愿做出了牺牲时，我们至少应该鼓掌，而不是说风凉话。

这是底线，不是什么高要求。

也只有这样，每个人都把人当人，并对那些为了早日实现一个“把人当人”的社会而付出努力的人报以十足的尊重，我们才能真正拉开自己与恶之间的距离。

周围不止一个朋友向我推荐这部剧，《我们与恶的距离》。用三个晚上一口气看完10集。看到最后一集，紧绷的情绪终于释放，无数思绪涌出，终于决定写下这两三年来，第一篇“观后感”。

我们与恶的距离，从来不远。

这部剧谈及的东西很多，媒体公权力、法律、公义、精神病人、被害者家属、凶手家属……聚焦的人物也很多，宋乔安夫妇、宋桥平夫妇、李晓文一家、应思悦一家、王律师一家。所有人因为李晓明、应思聪这两个“有问题的人“聚在一起。10集故事，围绕“寻找”、“妥协”与“和解“三个关键词展开。人们试图寻找杀人者为何杀人的原因，人们向现实无奈妥协，人们主动尝试和解。这部剧里的人物塑造，围绕这三个关键词，渐渐丰满、真实，渲染到最后一集，逐层爆发，催人泪下的同时，也像这集的名字那样，让人看到”未来的样子“。

稍微关注新闻的人就会知道，这几年的台湾，并不太平。隔三差五就会出现所谓”精神病人伤人“的报道，其中2014年“台北捷运随机杀人事件”，和2016年“小灯泡事件”，更加为世人所熟知。我不知道剧中李晓明案、陈昌案是否脱胎于这两个案件，但李晓明给父母的信中那句“我要成大事”的表达，和“台北捷运案”犯人郑捷的在自己FB上写下的“要做大事”不谋而合。郑捷的父母、弟弟，也在案发后与他切割，媒体报道用词为“神隐6天”，之后出面向受害者道歉，下跪超过20次。重看当时的报道，郑捷的母亲和李晓明的母亲装束一样，帽子、口罩包裹的严严实实，在道歉后飞奔着逃离媒体的追击。

五年过去了，剧中李晓明父母尝试着去和受害者家属达成“和解”，现实中郑捷的父母又在哪里，他的弟弟在做什么，是否也和李晓文一样改了名字重新生活，搜了一遍，没有半点消息。

我记得，那几年很多媒体报道都在问“身为郑捷父母是什么感觉”，“是什么造就了冷血杀人魔”，然而，无人能找到答案。他和李晓明一样，被快速执行了死刑，人们只能从他在社交媒体上留下的只言片语去拼凑真相。他的父母，最终也没能站出来，亲口叙述孩子的成长，帮助分析、理清究竟是哪一步偏离了轨道，最终酿成大祸。

假如，我是说假如，在现实中，郑捷和其他很多被贴上“精神病”、“疯子”标签的人，能有幸和剧中应思聪一样，遇到一个不放弃他的姐姐，一个愿意聆听他的社工，一个愿意帮助他的朋友，或许很多时候，在帮助他们和自己”和解“的同时，也能避免掉很多悲剧的诞生。

突然想起2017年的港铁纵火案，那应该是距离我最近的由“精神病”引发的人员伤亡，1死18伤。案发次日清晨我去了现场，尖沙咀站内还有劫后惊魂的气息。60岁案犯张锦辉有精神病记录，需要定期复诊。案件中他被烧伤留医三个月后不治身亡，成为唯一的1死。而他为何作案的原因，也跟着他一起消散，他的妻儿，也再无音讯。

那起案件过后，香港传媒围绕“精神病患”关注并讨论过一点时间，最终不了了之。和剧中一样，传媒在意的是点击率，是血腥的标题，只有这样，才会让读者闻着血腥味来凑高点击率。标题怎么骇人听闻怎么来，内容怎么猎奇怎么来，比如在某媒体《【港鐵縱火案】疑犯鄰居買定家居保險：佢經常煲燶煲 間屋差啲著火！》报道中就提到，“邻居说案犯常常去赌钱、不做家务，好不容易做一次还差点引起火灾……”读者看了自然会联想到：难怪心理变态，这人该死。

没有人想要了解他们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受害者家属只希望他们死，他们的家人也希望他们消失，键盘战士们早就杀了他们成百上千次。

没有人想寻找答案。王律师的执着和坚持，有什么用呢？在陈昌狱中自杀后，在他妻子因为恐惧应思聪而摔倒以致早产，最终孩子夭折后，他无奈妥协，放弃了去促成和解的尝试。

全剧最怀抱希望的人，放弃了希望，加上应思聪情况恶化，一切都down到了谷底，绝望，无奈，无可奈何。然而，在最后一集却大反转。没有放弃的社工，劝服了病情加重的应思聪，没有酿成伤人惨剧。王律师的老婆尝试理解、鼓励王律师坚持下去，去捍卫公义和人权。这种柳暗花明，正是《我们与恶的距离》最妙的地方，它呈现了不去试看看的后果，也描绘了努力去尝试的结局。

与恶的距离，就在这“试，与不试”之间。

每个人的行为背后都有复杂而多元的原因，包括性格、环境至诱发因素，可是传媒容易以单一因素来总结。“将复杂因素单一化很危险，变成finger pointing（指责）、二元化。我们不应该将事故当刻的因素，就解读为唯一原因。”

有港媒曾如是说。“媒体与恶的距离”，正正在此。韩剧《匹诺曹》里，男主角的父亲救火时死于火灾，却被污蔑为害死队友的凶手。劈天盖地的传媒令男主角和他的妈妈、哥哥走投无路跳海亲生。马航MH370事件，失踪的机长被传媒渲染成“会在家里开飞行模拟器的宗教狂热分子”，在其家庭所在的宗教国度，家人所承受的谩骂质疑，可想而知。

李晓文说的对，无良传媒“杀”的人，不比他哥少。

对“精神病患者”的污名化，是无良媒体的另一战绩。周遭的人害怕，越害怕，情况变得越糟糕。异样眼光、动不动就强势管控，让这些试图融入社会的”再生者“处于”被注视“的环境中，无法逃脱。

实际上，又有多少人知道，“思觉失调”，不是精神病。香港政府的“思觉失调”服务计划明确写到，“思觉失调是一种早期不正常精神状态，但如果不及早识别和及早治疗，是可能发展成为一 些精神病“。

如果及早识别“思觉失调”，治疗过程和治疗效果会比较理想。而且，当患者并未作出过任何伤害自己及影响他人的行为，日后他康复重投社区的成功率会较高。相反，如果患者早期未被识别和治疗，已发展到一些精神病时，治疗可能需要较长时间。即使彻底治疗，由于患者从前作过一些负面行为，又被人知道，可能影响其重投社区，过正常生活。

在我们的大众传媒中，又有有多少，去普及过、讲述过这些呢？

要拉开与恶的距离，要做的努力还有很多。挖掘案件背后的故事，而不是找一个符合大众期待的单一答案，才是最应该做的事。李晓明的家人，用了多大的努力才再次活在阳光下，被害者的家属，用了多大的努力才再次火灾阳光下，让生活继续，是拉开与恶的距离的不可或缺的尝试，唯有此，才能告别对悲伤的妥协，迎来与痛苦的和解。

比起除之而后快，探究犯罪心理成因，把犯罪心理扼杀在摇篮中，是还活着的人，最应该做的，让恶真正远离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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