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将1996

当提到台湾电影，杨德昌是一个无法绕开的名字。在理性思考这一点上，没有哪一个导演比杨德昌发挥得更极致。
《麻将》里红鱼说：“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人知道自己要的是什么，每个人都在等着别人告诉他该怎么做他就跟着怎么做，你只要很有信心地告诉他们要的是什么，他们会感激你。你知道为什么？因为每个人都怕自己做错事情怪自己，他们宁愿到时候骂别人骗了他们，也不愿意怪自己。”《独立时代》里每个人都在表达观点，“中国人最讲一个情字，钱是投资，情也是投资，友谊就是长期投资，亲情就是族产，爱情，就是高风险、高效率的投资。”甚至在《一一》里，年仅8岁的洋洋，最后也说出一大段老成得与年龄不符的话：“我也老了”。
古希腊人写信常用一种隐形墨水，不在信上撒些碳粉，就看不到隐藏在字里行间的信息。看杨德昌的电影同样如此，如果你找到了“碳粉”，撒在他的电影里，你会发现，无论是《海滩的一天》里遭丈夫背叛的中年妇女，还是《独立时代》里出版失败的落魄作家，还是《一一》里每日重复着同样的事情的中年男人，他们身份各不相同，然而他们背后，有着被隐藏起来的一个人——杨德昌。他们的困惑，就是杨德昌的困惑；他们的哲思，就是杨德昌的哲思。杨德昌，几乎借了他镜头下所有人之口，表达观点，批判社会。
借人物之口，对于杨德昌来说，远远不够，他还用过场字幕，《独立时代》开宗明义：“台北用短短二十年时间，变成世界上最有钱的都市。” 生怕观众不明白他要开始解剖台北社会。在杨德昌的电影里，“导演”也成为了一个角色，导演本人也参与了剧情，足见杨德昌有多么焦虑与激愤。
愤慨，焦虑，锋利，杨德昌因此被称为“台湾社会的手术刀”。刀，注定要见血的。激愤的情绪，需要一个宣泄口。杨德昌多次在电影的最后来一场流血事件，不躲躲闪闪的，不知识分子的，真正动刀动枪硬碰硬的。杨德昌是儒者，是知识分子，他能说，甚至有些唠叨。但是，他也有足够的情绪与气概，表现鲜血横流的暴力。

一 少年血

“我知道少年血是粘稠而富有文学意味的，我知道少年血在混乱无序的年月里如何流淌，凡是流淌的事物必有它的轨迹。”——苏童

五六十年代的台湾，在一个叫眷村的地方，栖居着来自四方的带着不同乡音的“外省人”。因为无根，加上热血方刚、暴烈乖戾，眷村的少年们是危险的代名词。在这片土地上，少年血是廉价的，在市井街头肆意流淌。
《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正是发生在眷村的土地上。单看片名，很难猜出这是关于一个乖巧少年杀死自己心爱女孩的故事。影片长达4小时，不止一次面对鲜血，比如两个帮派在夜色中的斗殴，比如哈尼的死，比如台南帮的报仇之夜。最沉重的，最浓墨重彩的，还是要数影片最后的少女之死。
影片的最后，在灯暖如橘的街头，少年等着心爱的少女。少女很快发现了他手中的短刀，少女从斥责到转身要走，少年从挽留到失去理智，这些都被安排在一个长镜头里。而这个精巧的长镜头，结束在少年一刀又一刀捅进少女身体上。之后便是一个静止的全景镜头，少年的白衣上，染上了刺目的红，那是少女的血。他看着倒地的少女，似乎有点难以置信，一句一句地喊她“站起来啊”，街上有行人向他们投去诧异的目光。镜头久久不动，杨德昌让观众，也成为了街头行人，远远地目睹了这一幕，血淋淋的一次杀人事件。
 杨德昌以将近4个小时的铺垫，让最乖的少年最后挥出最决绝的刀，让最不可能变坏的少年最后走上最无可挽回的路。“要改变我？我就跟这个世界一样，这个世界是不会变的。你以为你是谁？”少女死前的一番话，直接为这次杀人事件作了注脚。与牯岭街其他不良少年不同的是，小四不仅不愿自甘堕落，他还想“改变”其他人，尤其是心爱的小明。小四用短刀对准的，正是眼前不可改变的世界。
值得一提的是，捅进少女身体里的刀，曾经是一个日本女人用来自杀的。杨德昌在片中镶入了这则题外故事，使之成为一个谶语，化作影片的深沉底色。日本女人之死，少女之死，使影片散发着难以言喻的凄美气息。

二 红色成人礼

《麻将》讲了四个小骗子的故事。领头的叫红鱼，不过十八九岁的年纪，却相当老成，他的骗人理论一套一套，听得人云里雾里，一下子被他迷倒骗去。红鱼无疑是自信的，调兵遣将，八面玲珑，设下一个个骗局，把别人骗得五迷三道。在四人组里，他是中心人物，灵魂人物，像一个窥探到父母房间秘密的小孩，他早早接触并学会了成人的一招一式。
他父亲以前行骗是为了赚钱，红鱼自己呢，每日精心布下骗局，是为了什么？在我看来，是为了证明。证明自己长大了，证明自己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因此父亲的自杀，对于红鱼来说是致命的，他以为自己长大了，他以为自己知道自己要什么，他以为自己洞识别人的想法，他以为自己可以掌控这个社会，他以为的一切，被父亲的死否定了。
于是《麻将》的结尾有一场赤裸裸血淋淋的暴力戏，红鱼一枪又一枪地朝老邱开枪。老邱多么无辜，他既不是绑架过纶纶的黑帮老大，又不是曾经骗过父亲的Angela，死得太没有道理了。红鱼那一刻需要的不是一个正确的报仇对象，而是一个宣泄口，他心中信仰彻底崩溃后，急需一个宣泄口。一枪又一枪，砰，砰，砰，比《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里更鲜血淋漓。
是的，在我看来，红鱼在杀人的时候才真正长大了。这是个红色的成人礼，他认识到自己的幼稚无知，开始接触到更庞大的未知世界。这个世界复杂危险，光怪陆离，你算计我，我欺骗你，永远都有机关算尽的Angela们，残忍凶暴的黑帮老大们，老奸巨猾的老邱们；马特拉这样纯洁的女孩少之又少，而红鱼自己居然还打算拐骗她去卖淫。
不安、羞愧、困惑、恐惧、亢奋，这些情绪向他涌来，冲击着他，他无可控制地打出一枪又一枪，发泄自我。当然，他在宣泄自我的同时毁灭自我，最悲壮莫过于此。
《麻将》发生在台北，在新世纪最有钱的都市里。杨德昌想告诉观众的是，即使经过二三十年的发展，台北并不比一九六零年的眷村更文明：这个大都市里，每日都有拐骗，卖淫，斗殴，仇恨，绑架，杀人。杨德昌展示了一个没有秩序的社会，因此他用暴力与血，来代替秩序。

三 恐怖中年

如果说少年血是鲜红刺目的，那么人到中年，流出来的血想必是暗红的。少年人张扬冲动，鲜血也流淌得激越；中年人的血，则浓浊得化不开。
《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讲述了少年，《恐怖分子》则探讨了中年。少年人不必为“生活”劳神，他们只需考虑“传奇”或“故事”；中年人则相反。与少年人普遍的冲动狂热不同，中年人早已把冲动欲望压抑在心里，为生活而营营役役，成为一个被动软弱、苟且偷安的庞大群体。而那些蠢蠢欲动的，就是恐怖分子。
《恐怖分子》里谁是恐怖分子？是片头那桩悬而未决的案件的主谋，还是带着小刺刀四处捅人、打恶作剧电话作乐的少女淑安，还是不甘过平凡生活、梦想成为作家的中年女人周郁芳？或者是，因渴望升职而不惜出卖朋友、因想挽回始终不爱自己的妻子而铤而走险的中年男人李立中？
《恐怖分子》是有两个结局的，一个是李立中杀死了上司和情夫，一个是李立中孤零零地自绝于肮脏的厕所里，鲜血滴滴答答流淌。
另一种观点是，结局只有一个，所谓的第一个结局，只不过是梦。而我却更愿意相信，这是导演提供的两个版本的结局，前一个之所以处理成“梦境”，那是因为现实中不可能出现，而导演暗地里希望它发生。此片中有一个小细节，淑安和摄影师在暗房里打赌屋外是白天还是夜晚，一拉窗帘，是黄昏，二人齐声说：你输了。就像黄昏的暧昧不明一样，这一场杀人事件的对错真假也显得难分难解。
这让我想起金基德的《撒玛利亚女孩》的结尾，杀了人的父亲，将做妓女的女儿亲手掐死在怀里。然而镜头一跳，观众发现这只是一场梦，最终的画面是父亲自首，女儿踉踉跄跄地开着车跟在后面。
同样是用一场梦，将影片呈现出两种完全不一样的结局。不同的是，金基德尚且提供了一个还算光明、还算有希望的尾巴，而杨德昌，无论是哪一个结局，都注定有人受到伤害。这一个复杂沉重的故事，要有鲜血作为收尾。这就是影片的“恐怖”之处——死亡成了唯一出路，流血成了必然事件。



《独立时代》的英文片名为A Confucian Confusion，即“儒者的困惑”，杨德昌本人，正是一名不折不扣的儒者。影片里的暴力流血事件，体现了儒者杨德昌逼人的血气。
正面暴力，又不止于暴力。杨德昌表现暴力，不是为了刺激或者增加可看性的，与他一贯的理性思考一样，暴力已然超越于暴力，有着导演更深层的意义。在影片中，杀人者往往都不是真正的恶人，相反，杀人者正是需要关怀的弱者，比如眷村少年小四，比如得不到父爱的红鱼，比如正值中年危机的李立中，“杀人”这一举动，是他们内心愤懑的悲情释放。是什么让他们如此愤怒，不惜杀人？杨德昌的解释是——社会。
谈及《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的创作时，杨德昌说：“对我来讲最有趣的反而不是茅武的生平或他为什么杀人，而是那个环境很可能发生这种事，我的出发点基本上还是那段时间，它对我们这一代人来讲非常重要。我们这一代在那个时候念初中，命中注定到现在就是社会中流砥柱，五十年的环境也许会增强你的个性，也许会削弱你的志气，那个年代有很多线索可以让我们看清楚现在这个时代，这是我做这个片子的最大动力。”从被称为前传的60年代，到新台北时期，杨德昌对于现世社会，一直抱着比其他台湾导演更悲观的态度。即使经过二三十年发展，台北业已五光十色繁华热闹，而他的目光总会投向暗流涌动的那一面，他看到了社会怪诞荒唐、病入膏肓的那一面。杀人，是一种反抗的行为，是不肯同流的行为，尽管这种行为未必合法。在无序的社会中，或者说混乱已经代替了秩序的社会中，杨德昌选择了不合法的暴力行为，他对这个社会的愤怒与怨恨，在电影里化作了真刀实枪，一枪又一枪，对这个社会进行射杀；一刀又一刀，捅进这个社会的心脏。
现世社会如此光怪陆离，像一道难题，横亘在所有人面前。有人视而不见，有人避而不谈，更有甚者选择同流合污。“结尾处的暴力流血事件”，则是一种杨德昌式的解题方法。作为一个有血性的知识分子，他看清了社会，却不肯视而不见，他选择用最决绝、最激烈的、最不知识分子的方式去敲响警钟。

前一阵儿很流行一句话“认真你就输了”，我很不喜欢这种鸡贼的价值观。但如今，认真、天真、真实、真诚……的确已经成了贬义词，成了愚蠢和二缺的代名词。以至于当我告诉一个朋友我最喜欢的俩字是“天真”（因为他要把我喜欢的字刻成印章之类送我）时，他连问了我三遍，真的吗？不开玩笑？
真的。不开玩笑。愚蠢和二缺未必不好，精明和世故也不一定总那么好。（当然喜欢不代表能做到）

如果说杨德昌《麻将》里的四个少年是在玩一场人生的牌局，那赢的显然是认真的那个。
在父母那儿只学到自私欺骗，以为自己已经足够厚黑无耻的红鱼，在父亲醒悟之后，在发现自己搞错了报复对象之后抓狂了。一贯利用别人玩弄别人的香港，在发现自己才是被别人利用玩弄的那个之后崩溃了。牙膏呢？又纠结了一群因为利益集合在一起的男男女女，继续走下去，会有什么在路的尽头等他？而不愿欺骗马特拉，尽力保护她却又对其无所求的伦伦，最后却得到了马特拉的爱。
当然，当然，这部片的说教意味太重，类似“马特拉”、“接吻”等象征意象太过明确，在艺术性上似乎稍有不足，但我还是很喜欢，觉得是部好片。一是因为影片人物真实自然，风格细节写实生活，再也是因为我喜欢他讲的道理。

《麻将》跟《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内核很像，就像是一体两面的故事。
虽然正直纯净的小四和坑蒙拐骗的红鱼看来完全相反，但其实他们都是社会异化的牺牲品。
小四听父亲的话坚持信念做自己，结果父亲却妥协了，只剩他不见容于这个社会，最后成为杀人的少年。红鱼也是听父亲的话“要动脑不要动感情”“要做骗子不要做傻子”，看似混得很好，但往长远里看“出来混迟早要还的”，他父亲的现在多半是他的将来——如果他不是像这样更早因为幻灭而成为另一个杀人少年的话。
小四举起的刀子落在小明身上，但他其实是想举刀对抗残酷却强大的社会，是它将原本纯真的小明变得冷漠世故。同样，红鱼跟邱董也不是个人恩怨，他的子弹打在邱董身上，其实是要打向畸形的社会，而他父亲和邱董正是这个社会无信无义无耻的代表。
在《牯岭街》和《麻将》里，所有的少年即使不能说完全无辜，起码也是值得同情的，而真正邪恶丑陋的是教导主任、安琪儿这样的成年人。因为社会是掌握在成年人手里的。

之前跟AK聊到侯孝贤和杨德昌，她说她更喜欢乡土的侯孝贤（作为上海人这科学吗？），我则更能理解杨德昌镜下的城市。
跟两位导演都有过数次合作的吴念真曾说：“这两个人的工作态度和作品有关，侯孝贤很感性，待人也一样。杨德昌的作品很理性，待人也比较冷漠。不符合他所期待的，他会刷掉。”
从电影上看，我觉得杨德昌是很自我很诚实几乎不染尘埃的人。他的理智冷漠正体现了他内心的坚持、强烈的理想主义、批判性和不妥协。
AK说，杨德昌对她来说可能太过锐利了，他的理想主义很美好，但也伴着墙裂的困惑和愤怒。我同意。但在我看来，这愤怒和困惑是生命力的勃发，是年轻人所独有的、珍贵又危险的力量。（杨德昌说：年轻是一种品质。）
我果然还是喜欢杨德昌。




阵容华丽。看片尾字幕时大吃一惊。张震、柯宇纶不说，红鱼完全没认出来是唐从圣（果然能像张震一样杨德昌、侯孝贤、王家卫、李安、田壮壮……通吃，横扫文艺片界，实在太难了）。黑老大是吴念真客串。而公关文宣传居然是舒国治。

    如果下一刻就去死，你最想实现的愿望是什么？
    影片里这个桀骜不驯的少年拿枪指着父亲的旧友，一个房地产商人，咆哮着问他，我现在就要打死你，你还要钱有什么用？
    这是影片中最紧张的一刻。起初，我觉得很过瘾：像这样圆滑世故的不良奸商在如今世上何其之多，难道他们不应该像影片中的这个人一样，被人用枪指着脑袋来一番震耳发聩的质问吗？但是，紧接着，枪响了，我的神经一下子绷紧，本能地希望影片中的年轻人放下手枪，同时，那中枪的人在苦苦哀嚎，他说他想看看自己的儿子。刚刚他还在央求这年轻人一定要帮他把这套房子卖出去，否则他就要破产，一转眼，他就被迫面对这个总是被人遗忘的问题：现在就让你去死，你想要的到底是什么？你还要钱做什么用？
    最后，陷入疯狂的年轻人没有理会这哀求，乱枪将他打死。
    对于这陷入疯狂中的年轻人而言，这子弹何尝不也是射向自己？从影片一开始，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满嘴脏话、桀骜不驯又工于心计的年轻人，他跟自己的团伙干着骗人骗色的勾当，其情形颇像一群青年哲学家，他们看似一群不良少年，但是他们有自己的规则和操守，对成人世界里的游戏规则了然于胸，乃至于把一些成年人也玩得团团转。他们看起来什么都不相信，他们拒绝亲情、爱情这些软性的东西，对于女孩（人），可以乱交却不可以亲嘴，据说是不吉利，我猜是因为这亲昵行为对人的感情具有软化作用，所以他们拒绝。
    然则，这年轻人，他自己做的这些又到底是为了什么？他嘴里念念不忘的那几句话来自父亲的教诲。不难看出，在他的精神世界里，父亲的位置是独一无二的，哪怕看起来他们已经没有父子之情了。他做的一切，无非是要得到父亲的关注和承认。
    这个父亲是个文艺青年吧，诗人吧，或者，就是步入中年的导演杨德昌本人吧。他出现的时候，屋里的音箱里响着音乐，是肖邦，音乐的优雅与安静一如他安详的表情一样。任儿子嘴里怎样的奚落，他都保持着平静。他曾经被一个叫安琪拉的香港女人骗了财，还骗了感情，后来他自己就变成了骗子。他还教给儿子那几句被封为座右铭的口头禅：

    “这个世界上没有人知道自己到底想要什麽。他们就等着别人来告诉他们，所以，只要你用很诚恳的态度告诉他，他想要什么就对了。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没有人愿意在失败的时候承认自己的错误，他们宁愿自己是上当被别人骗……”

    带着这样的座右铭，父亲成了一个骗子，重新做起了富豪。东窗事发后，他却把烂摊子扔给家人，害得儿子差一点被逼债的人作人质绑架。
    在外避债的父亲忽然跟他联系，叫他来居所。父亲说没事，只是想看看儿子而已。这句话被老到的儿子狠狠地奚落。他不知道，父亲已经决定走了。简单地讲，他准备下一刻就去死。他只是想临终前看看自己的儿子。儿子不理解，他要用父亲教给他的方式来报复。
    当儿子带着讨债的人再来找父亲的时候，看到的是父亲和自己爱人的尸体——那爱人自然不是儿子的母亲。
    父亲也许是想告诉儿子：如果下一刻就去死，那么他想做的就是看看自己的儿子，然后是生是死都要和自己心爱的人在一起。仅此而已。
    这算是一个好父亲吗？如果问这年轻人，下一刻就去死，你想要的是什么，我想答案应该是父亲的爱。但是父亲却没有给他这个机会。
    这不是一个好父亲，他太自私了。
    如果这个父亲真的就是中年的杨德昌呢？说句实话，我并不相信杨德昌本人就想清楚了这个问题，毋宁说，他只是希望自己如此吧。
    也许，他只是想用这种方式来问大家，同时也问自己：

    如果下一刻就去死，你想做的是什么？

    如果你真的能够回答这个问题，那么这个世界上就再也没有人能够骗你，因为你已经不需要有人骗了。

一切从《一一》开始。

杨德昌，将城市的概念又重新讲了一遍，用灯和玻璃。反光。那是不是我们的眼睛？我们眼睛能看到的又有多少实事？早已老去的每一个人，永远无法握紧的每一只手。

侯孝贤不靠说，他用眼神。和他对视久了，你会发现自己心中痒痒的，可也一样，是说不出的。杨德昌靠说，靠讲，但讲的时候他不看你。讲着讲着你会发现自己已被他看透，已无话可说。

然而还是说了，和很多人一样——

《麻将》就是一个孩子，早熟的孩子。早熟的孩子一天喝了一点酒，一下子兜不住心中的好恶，通通倾泻了出来：指着你哭啊闹啊，说他她它不好，喊他她它好~~~你看到了没有！你看到了没有！！你们这些“大人”！！！你们就这点把戏！！！！你们就这点把戏！！！！！

我被这个孩子吓着了，真的。怎么可以这么直露？怎么可以这么武断？直中心底最软的防线。可你还是个孩子啊，你又有什么不是把戏的“把戏”手段来对付这个“把戏”的世界吗？难道是用人之大限道别这个世界吗？那是放弃，一种永远的醉。

《麻将》中张扬的青春的无畏和鲜活连同那同样张扬的伤痛和绝望，让人心碎。

这似乎不是那个内敛而顿悟的杨德昌啊！

可当我低下头，将视线从上升的字幕转到碟片封套上夜景中两个年轻人侧影下面的“麻将”二字时，怔住了！不是，全不是影评上说的什么四个人“三缺一”似的解读，不是。

麻将怎么玩呢？就是你要知道你自己要的是什么，幺鸡还是八饼，然后等，等运气！我的七条可能是你想要的，我不知道；你手里的六万决定了我的定数，你也许已算到。然而当你真正扔出六万时，我可能已改听七饼，因为桌面上可能已经有三个六万了。你看不到别人的。唯一的事实是：别人要什么，你不知道。

只一个名字，杨德昌才是杨德昌。就像《一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