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离德黑兰

逃离德黑兰，二星。烂片模式。孤胆英雄只身犯险，救几个美国人回家。从ET到拯救大兵瑞恩，美国人的思维方式就是这样，go home，就泪点。结尾也是以前忙于事业的英雄回到自己家。模式都用了一百次了。
事件是真，与加拿大基情也真，但史实是机场那里没有高潮，5点半早机，伊朗机场没人查，很容易就飞走。
1979年美国大使馆事件，最后僵持到最后，伊朗放了所有的人质。

一帮人死吹这片子多牛，美国人自摸的片子，你们也跟屁股后面捧。切。

都不让伊朗人说话，用波斯语把他们塑造成蛮人。惟一的那个女佣还安排她去伊拉克，扯淡，挑衅。

木阿弗莱克至今执导的最烂的片子。显示了他偏颇而自大的世界观。中东史学成这样，白修了。
还不如猜情寻那样，有点儿独立小众的见解。
讨好美国主流价值观，连事情的缘起也不讲了。1979年发生了什么事？美国在伊朗干了些什么？
我曾经问过伊朗年轻人，1979年怎么会选择原教旨主义。她说她也曾经问过她妈，她妈说，不知道。历史往往是这样，亲历历史的人们，其实并不知道历史是怎么一点点演变的。历史，发生了。BUT，不要把伊朗人当成野蛮人。伊朗五千年历史灿灿发光的时候，美国人还不知道在哪呢。


全片惟一可以看看的就是土耳其的蓝色清真寺。

一

2012年12月30日，周日。这个冬夜，88岁的加拿大人约翰-薛顿（John Sheardown）在渥太华一家医院去世。33年前，当伊朗人质危机爆发时，薛顿是加拿大驻伊朗大使馆的二把手，任首席移民官。危机延烧期间，侥幸脱逃的6名美国外交人员通过他获得加拿大使馆的庇护；其中4人在他住宅中藏匿近3个月，直到他们在加拿大使馆的帮助下随前来救援的美国特工逃离伊朗。

在薛顿去世前2个月，反映当年这段历史的影片《逃离德黑兰》上映，反响热烈。然而在影片中，约翰-薛顿这个人物完全没有出现，甚至连名字也未被提及。当年6名“留宿客人”中的马克-里杰克（Mark Lijek）看过《逃离德黑兰》后说，电影与他们亲身经历的差异，是那些被电影所忽略的人和事；这当中排在首位的就是帮助、收留他们的加拿大人的“勇气、热情、绝对的友好和人道精神”。“如果不是（薛顿）的热情欢迎，”里杰克说，“我们可能会自己试着再躲几天。那样我们就会被抓住。”

1979年11月4日逃出美国使馆后，在接下来的一周，5名美国外交人员（包括首席移民官鲍勃-安德斯、里杰克夫妇和斯塔福夫妇）先后转移了5次；期间，英国使馆、新西兰使馆及瑞典使馆都曾冒着风险帮助他们，并未如影片所说的驱逐他们。（独自脱逃的李-沙茨在转移到薛顿家之前一直藏身于瑞典使馆。）

首席移民官鲍勃-安德斯（Bob Anders）的加拿大方对等官员是约翰-薛顿，两人是一起打过网球的朋友。在脱逃后头几天，安德斯就曾打电话向薛顿求助，薛顿的反应是：“你们怎么不早一点来找我呢？”安德斯告诉薛顿，他们一共有5个人。薛顿答：“把他们都带过来。”不过，尽管薛顿不惧风险热情相邀，5个人还是因对使馆安全性心存疑虑加上不愿麻烦、连累朋友，暂时没有答应前往。直到11月10日，他们感到形势危急，再一次向薛顿求助。电话里，薛顿对安德斯说：“Hell, yes, of course. Count on us.”

在英国人的帮助下，5个人乘车转移到薛顿家中（李-沙茨之后也从瑞典使馆来到薛顿家）。他们离开的落脚处是一名美国外交官的住宅——这名外交官已在美国使馆内沦为人质。宅子里有个热心的泰国厨师，叫Sam，这几天帮了他们许多忙。离开时，5个人中惟一一个身上有钱的安德斯想给这位泰国朋友一点回报，但Sam不肯收。告别的时候，尽管情谊渐深，他们还是没有告诉Sam他们将逃往何处。离开后第4天，这座住宅遭到突击搜查。

为降低风险，加拿大使馆将6个美国人分成两组：一组4个人（鲍勃-安德斯、李-沙茨和里杰克夫妇）住薛顿家，另一组2个人（斯塔福夫妇）住加拿大大使肯-泰勒（Ken Taylor）家，逢感恩节和圣诞节夫妇俩去薛顿家与其余4人相聚。泰勒大使告诉他们，加拿大总理乔-克拉克（Joe Clark）已同意为他们6人提供避难，并决心帮他们到底——在危机结束或能帮他们逃出伊朗之前，加拿大使馆会一直为6个人提供庇护。马克-里杰克回忆说，这是自美国使馆被占领以来他第一次相信他们最终将逃离伊朗。

二

约翰-薛顿时年56岁。他是二战老兵：18岁加入加拿大空军，开轰炸机。在一次作战中，他的飞机被击中，他开着破飞机从德国踉踉跄跄回到英国才紧急迫降。还有一次，他两腿都断了，在凌晨3点爬到一家酒馆，把老板吵醒，要了一杯苏格兰威士忌来喝。

伊朗人质危机爆发后，他是加拿大使馆第一个收到脱逃的美国外交人员求助请求的人。他的反应很明确：“Let’s go get them.”他采取的救助行动迅速而有效，甚至连大使泰勒可能都没有他这么负责尽职。

6名“客人”中，除了最为年长的鲍勃-安德斯（54岁），其余5个都是二三十岁的年轻人（里杰克夫妇：29岁，25岁；斯塔福夫妇：29岁，28岁；李-沙茨：31岁）。年过半百的薛顿留着白胡子，嘴边常抽一支烟斗，被年轻的留宿客人们当做父亲，叫“Big Daddy”。

为了客人的安全，薛顿为大家买生活用品和食物时，得分几趟去不同的商店；他还得用啤酒和钱收买拾荒人。薛顿的住宅有20个房间，他和妻子泽娜（Zena Sheardown）为客人们提供了非常舒适的食宿条件。客人们不能出门，日日靠听收音机、看书、打牌、填字游戏及大量喝酒消磨时间。危险的气氛一直环绕着他们：来敲门的陌生伊朗人、可疑的电话、车被搜查、薛顿家与革命委员会有关系的伊朗园丁，还有街道那头的坦克，驱之不散。薛顿的房子是租的，这期间，伊朗房东有意把这房子卖掉，泽娜需要跟他周旋，还得藏好客人，应付上门看房的伊朗人。有一次，一架直升机在薛顿住宅上空盘旋，客人们赶紧趴到窗户底下不敢动弹，直到直升机飞离。

“我们本来就已生活在危险之中，”泽娜回忆说，“家里藏了‘逃犯’后，危险肯定加深了。”但加拿大人没有因为惧怕危险而遗弃他们的美国朋友。

三

1980年1月25日，两名中情局特工——托尼-门德斯（Tony Mendez）与胡里奥（Julio）抵达德黑兰。到达后，两位特工曾走近已被激进分子占领的美国大使馆，看见使馆周围的高墙上张贴的歌颂革命的宣传标语和海报，想着围墙里52个已被劫为人质近3个月的美国人，其中包括3个未暴露身分的中情局特工。但他们救不了这些人，他们要从伊朗带走的是美国使馆之外的6名外交人员。

尽管当门德斯和胡里奥到达时，加拿大使馆留在德黑兰的工作人员已经不多，并且因为凶险的政治局面正准备全数撤离，但美国的救援行动还是得到了加拿大方面的鼎力支持。

加拿大政府在召开内阁秘密会议后，同意为6名美国外交人员提供加拿大护照，并在美国中情局建议下，通过外交渠道寄来满满6邮袋的身份证件和资料；加使馆派工作人员开车在使馆与机场间往来，形成规律，以防1月28日凌晨美国人乘车去往机场时惹人生疑；他们帮助培训6名美国外交人员，使他们说话行为更像加拿大人；中情局特工托尼-门德斯的工作一路都有加使馆工作人员协助，包括1月28日凌晨8个美国人（6名外交人员和2名特工）前往机场都由加拿大的车和司机护送到，而此前加使馆也发出电报，放出消息说这个来自加拿大的剧组将离开伊朗去别处取景。当然，这些电影都没提。

另一方面，电影中门德斯的Argo救援计划所遭遇的种种障碍与考验在现实中几乎都没有发生过。

在薛顿家第一次见到6名救援对象时，门德斯实际上向他们提出了3个备选方案：除了Argo计划，还有“考察农业的食品经济学家”和“寻找工作的英语教师”两个选项。门德斯内心希望他们选择Argo计划，而6个人也的确很快就决定选择Argo——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们觉得伪装成一个电影剧组，可使6个人聚在一起，彼此照应。没有人提出反对。

电影中伊朗文化部官员陪同门德斯等7人讨论《Argo》的取景、游览巴扎并遭遇危险的情节也属编剧创造。事实上，门德斯在德黑兰期间，伊朗当局没有找过他。在1月28日奔赴机场前，6名“留宿客人”没有出过门，他们一直窝在薛顿家中，在门德斯和加拿大人的指导下，熟悉各自的角色，背诵各自的台词。

离开德黑兰前一天（1月27日）白宫突然取消救援行动一事同样没有发生过。事实上，在出发前往伊朗之前，门德斯曾收到白宫要求暂停行动的指令——因为当时总统卡特决定听取报告，以亲自考量行动是否可行。但仅仅30分钟后，门德斯便收到新的指令：“总统刚刚批准了寻找计划，你可以继续你的德黑兰任务。祝好运。”

取登机牌时被告知没订机票的惊险一幕自然也不是真的。事实上，门德斯与胡里奥在1月25日清晨到达德黑兰后做的第二件事就是前往瑞士航空公司办事处确认他们已预订1月28日凌晨5点飞往苏黎世的8张机票。（第一件事是去希尔顿酒店登记入住。）

至于片尾的高潮——登机前遭遇伊朗革命军阻拦、盘查以及最后革命军开车追飞机的情节（把这么愚蠢的事栽赃给伊朗人，不太厚道吧？），的确惊心动魄，但也的确没有发生过。事实上，当天这个来自加拿大的电影剧组在梅赫巴拉德机场的通关与登机可称得上顺利。海关工作人员的检查可称懒散，看到8个“加拿大人”也并不格外留意，只有一位工作人员简单询问了他们的身份。他们的“科幻电影”《Argo》无人过问，德黑兰的妇女小孩也没有拼出他们的脸部照片，革命军也没有来找他们麻烦。

不过在当时伊朗肃杀的气氛下，对6位眼看即将逃出深渊的美国外交人员而言，即使一个小意外都动人心魄。比如过关时，一名海关工作人员拿着众人的护照，突然转身走进了办公室——一会后他出来了，原来是给自己倒了一杯茶。瑞士航空的飞机也因为机械故障晚点了一小会，但在那等待的一小会里《Argo》剧组成员的心里一定是令人屏息的焦灼。

终于，8个人在德黑兰清晨的冷风里踏上飞机。登机时，移民官安德斯看见飞机机身上印有“AARGAU”字样——这个与“Argo”颇为相似的词表示这架飞机来自瑞士的阿尔高州（Aargau）。安德斯捅捅门德斯的手臂，不可置信地对他说：“你们安排了一整套，是吗？”

他们逃离德黑兰的同一天，加拿大使馆留在伊朗的工作人员也全数撤离。据薛顿的儿子罗宾（Robin Sheardown）说，父亲离开伊朗时，“失去了一切”，包括“房子、家具、衣服、奔驰轿车和银行账户”。这些财产损失后来没有得到任何赔偿，但罗宾说，父亲关心的只是6位美国外交人员的安危。在此后的新闻报道中，薛顿的名字甚少被提及；自然的，大使泰勒的光芒把他掩盖了。

四

门德斯是中情局冷战时期杰出的情报工作者与伪装技术专家，曾在越南、老挝、印度、苏联等国执行秘密任务，战绩卓著，故事传奇。他是拉丁裔，出生于贫寒人家，做矿工的父亲在他2岁那年因矿难去世。离开美国前往德黑兰之前，门德斯把婚戒和钱包留给妻子，再一次在家庭生活中缺席；他不能告诉她此行去往何方，也无法承诺能否平安归来。在瑞士苏黎世机场等待去往德黑兰的航班时，已有数十次敌后救援经验的他，像一个普通人那样因为恐惧和伤感而颤抖起来。

他当然当得起一部电影来呈现他甚至歌颂他，但是当我们试图还原历史真实，再来对照这部《逃离德黑兰》，心中不能不涌起不安。

从1979年11月10日到1980年1月28日，在落到革命者手中的美国人可能沦为人质甚至被吊死街头的德黑兰，6名美国外交人员在加拿大使馆庇护下有惊无险地度过近3个月，而中情局特工门德斯和胡里奥只在德黑兰停留了不超过4天。固然，是门德斯策划了Argo方案，并犯险来到德黑兰带领6名同胞逃出，但这个故事的真实框架到底是“美国孤胆特工用一部假电影拯救6名同胞”，还是“加拿大人不惧风险倾力保护6名美国外加人员，并帮助中情局特工将6人带出伊朗”，其实并不难鉴别吧？8个人能从梅赫巴拉德机场顺利通关登上飞机，也许是因为这个拍电影的故事令伊朗人信服吧，但是否也可能是因为当时伊朗革命委员会的管控并没有那么严密规整呢？是否更可能是因为他们是拿着加拿大护照，是友好的加拿大人呢？

起码，门德斯所策划的“科幻电影”《Argo》没有任何伊朗人认真过问和考察过，而加拿大人为营救所做的绝不仅仅只是担任“保姆”而已，伊朗人也没有那么愚蠢和凶恶。

我能够理解想要创作一部类型片的编剧和导演对改编历史以满足“模式”的需要。这是一部惊悚片，它需要一个孤单英雄的主角，而且只能有一个；别人的故事，不管是营救者还是被营救者，都别来抢戏。于是，将其他角色削弱甚至枪毙（不管历史究竟如何），给孤胆英雄的作战任务设置众多现实中并不存在的障碍，并用各种惯用的好莱坞套路刻画他——比如官僚系统的混乱低效与特工英雄的孤独明智，比如与之分居、无法靠近的妻儿与独居的凌乱生活（尽管现实中门德斯并未与妻子分居），比如白宫取消救援行动后门德斯通宵不眠与酒为伴，并在早晨最后一分钟决定一人对抗全世界将6个美国同胞救出来（你已经知道了，这也不是真的）……

最后，这个“模式”完成得似乎非常完善，但也非常陈腐。因为模式化，它对历史的改编并不公平；因为模式化的情节需要，它忽视了真实历史中人与事的复杂与丰富，却以历史的名义创作出人们早已在好莱坞电影中看过无数遍的桥段，而人物的面目，不是刻板老套（如门德斯），就是模糊不清（如6位“留宿客人”）——更有一些真实而充满色彩的面目，被无情地丢弃了；因为模式化，片子的价值观如此平白、陈旧而“主流”，缺乏反思空间。其实，真实历史和人性的复杂和丰富（包括男主角门德斯），一定不比一个削足适履后得到的“模式”更有趣、更动人吗？

或者，起码别用“纪录片般”的“历史感”来包装这部娱乐片吧。对历史不该这样轻慢。

五

在《逃离德黑兰》上映后，导演本-阿弗莱克打电话给约翰-薛顿，为影片中没有出现他和她的夫人泽娜而致歉。阿弗莱克后来说，在影片开拍前，他就充分了解薛顿的事迹了，但后来因为“长度、戏剧性和成本”而放弃薛顿这一角色。他说，他为此有一点伤心。

阿弗莱克曾说，《逃离德黑兰》已尽可能符合历史事实。

2012年11月10日，约翰-薛顿的家乡安大略省温莎市市长宣布每年这一天为全市的“约翰-薛顿日”，以纪念33年前薛顿接纳6名“留宿客人”的正直勇敢之举。听说消息后，缠绵病榻的老人薛顿露出一个大大的微笑，说：“太好了，我的家乡将会记得我。”

薛顿一辈子为国效劳，在世时自有其不如意，到晚年作为二战老兵的他得到的医疗护理也不理想。但起码，如其子罗宾所说：“我真高兴，他在他去世前听到了这个好消息。”

　　　

影片中有很多感动人的画面，印象深刻的有二个。
一是当飞机起飞时，六个经历逃脱、藏匿和铤而走险的人含着眼泪拥抱在一起时，伴随着舒缓的音乐，那时的我也彻底放松了。看得越投入，在那一刻，越能感觉到内心的松弛和精神的放松;
另外一个，也是我觉得很和自己经历相似的是探员Tony面对是否要放弃营救行动时的矛盾心理。当我们构想出自认为很伟大的想法，之后一步一步按着计划实施，眼看要实现时，遇上阻碍，那时内心是翻来覆去的痛苦，在坚持和舍弃间徘徊，只有有相似体会的才有如此感受。
套路虽然是固定的，但每次的表现和表达方式不同，总会觉得耳目一新。最后在机场那段太精彩，面对各个关卡时大家的表情和表现，都值得反复观看。尤其是面对伊朗军队时，用表演的方式去说服，堪称经典。

有人说这是一部美国爱国主义教育片，暂且不研究本阿弗莱克是不是有那份拍中情局马屁的心，也不清楚这部影片能不能达到一点点影响美国人爱国主义价值观的效果，但如果真有那么一点点影响的话，美国人应该多做点功课，将真实事件了解的彻底一点。
好在美国政府不会和谐主要的信息来源，所以任何一个声称‘根据真人真事改编的电影’都容易找到相对完整和全面的真相。


从wikipedia上看到几处比较有意思的小真相分享：

２０１２年９月电影在多伦多电影节首映后，一些评论说这部电影夸大了美国中情局在这次救援行动中起到的作用，而最小化了加拿大政府特别是当时的大使泰勒在其中起到的作用。泰勒在采访中说：‘实际上，加拿大政府对那6个人负了主要责任而中情局只是一个小的合作伙伴，但我明白这是一部电影而你必须要吸引住观众。’电影为了保持戏剧效果增加了一些虚构情节。比如在购买6个人回国机票时出现的危机不属实，事实上机票是泰勒大使夫人分别从三家不同的航空公司买的两张一组的三组机票。还有，在影片中，大使泰勒提出必须要关闭官邸，这样6个人就面临毫无选择无处可去的境地。实际上，这个是没有的事。
导演对这个做出解释：‘这是一部根据真实事件改编的电影，电影本身并不是一件真事。应该允许我们采取一些戏剧性的处理。只要它有着尊重事实的精神。’‘最重要的需要真实表现的东西是---比如，美国与加拿大的外交关系。’
另外，影片中表现出英国和新西兰使馆拒绝收留逃离中的6个美国外交官。实际上，新西兰使馆的外交官为他们提供了帮助，其中一个还驾车将他们送到机场。而英国使馆实际上先收留了这6个人，只是之后发现藏身地点并不安全才将他们转移到更为安全的加拿大大使官邸。英国使馆除了这6个人，还帮助了更多的美国人。美国领事事务官员Bob Anders也说：他们（英国使馆外交官）为了帮助我们将生命置于危险之中。我希望英国人不会被电影冒犯。英国政府对我们很好，我们会永远感激。
当时英国驻伊朗大使John Graham说，‘我听到这个（影片对英国使馆角色的表现）第一反应是很生气。之后冷静下来了，但还是感到恼火，因为电影制作人将这一点表现的那么不符合事实。我的顾虑是希望这一不准确信息不要变成人们对１９７９年德黑兰事件的一个误传。’
导演对这段的解释是：‘我斟酌斗争了很久，电影的表现某种程度上对新西兰和英国并不公平。但是我只是想创造一种这６个人无处可去的紧急状况。我并没有有意要贬低谁。’

“Argo，次奥！”看完这段可以离开影院了，因为你已经看了这部电影最赏心悦目的精华。严格说来，这是一部为奥斯卡量身定做的爱国主义教育电影。

造型方面用了心力：令人畏惧的70年代老土发型，A片明星式样的大落腮胡子，随时随地可以原地disco的肥大领子＋扣子不扣的衬衫。。。

演员的表演还算是交出了好看的答卷，Ben扮演了拯救者的角色，六个人的性命犹如秋后蚱蜢一般系于他一人之身，同时与妻儿的隔离状态更添几分牺牲个人小幸福的顾全大局英雄气概。

六只可怜的小蚱蜢蜷曲在加拿大领事屋内，焦虑恐慌奄奄一息。John Goodman作为另一条支线的主要人物扮演好莱坞视觉特效师，同样出色的演出的还有扮演电影导演的Alan Arkin，一个幽默可爱，一个人贱人爱，不失为影片的亮点。

Argo最令人失望的就是味同嚼蜡的乏味之感。对于题材冷感的人群来说，就更为雪上加霜。。。

在叙事方面的过犹不及让人感觉莫名其妙。前面铺陈时候给出了很多细碎隐秘的线索，吊足了观众胃口，最后这些千头万绪就不了了之了，乐此不疲地告诉观众：“嘿，你被调戏了。”过多的“最后一分钟”急救式情节让人感觉厌倦。

在内容主旨方面，影片尝试咱以历史的大视角和平衡的地缘政治理解，力求在道德方面的公平公正：比如都有焚烧对方国旗的镜头甚至表现美国中产的极端言论。。。不过这种伪平衡视角立马消失无踪，因为这部电影其实跟美国队长一样是部英雄主义的爱国主义教育片：伊朗人民脸上抑或是憎恨抑或是心怀不轨，好不可怕，让人想起前段时间西方媒体集体渲染的“伊朗愤怒”，简直是美国大帝英雄辈出VS中东邪教的又一出史诗之作。

除了仅有的几个场景的张力足够，充斥着太多不够紧凑的描述镜头。再一次Argo能够得到过高的赞誉，甚至得到奥斯卡最佳影片莫过得益于政治题材和爱国主义情绪的狂泻。